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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單元：中華文明與中國道路

曹衛東

張軍

上午的會議研討由北京體育大學黨委書記曹衛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文史部副主任張軍共同主持。

汪暉

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所長汪暉教授在題為《20世紀中國的歷史位置》的發言中指出，為了理解中國道路，必須結合5000年的文明歷史，并由此思考20世紀發生的劇烈的社會變革與文明史之間的關系。理解20世紀的中國有兩個特殊前提，一是在20世紀的動蕩當中，中國變成了唯一保持原有地域人口及其歷史連續性的文明，因此要把革命變革和歷史的連續性問題當成一個問題給出辯證解釋；二是90年代中國在維持政治基本結構的連續性的條件下實行深刻的經濟改革，這就形成了一種新的變革與連續的辯證關系。另外，不把中國放在整個19、20世紀的世界性的劇變當中，就看不到中國道路的獨特性。在20世紀資本主義邊緣地區發生的一系列革命中，中國革命是最重要、最深刻和最廣闊的革命，對全球史影響深遠，沒有世界史的敘事框架，就無法給出中國文明史與中國道路的新解釋。

黃平

中國社科院臺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黃平研究員在線上做了題為《中國道路的連續性》的發言。他指出，討論中國道路的連續性問題，要處理好應然與實然的關系問題。通常，我們是從應然去看待實然，但亦可從實然中理解某種應然。實然層面而言，文明史的延續性本身就構成了中國道路的事實正當性。中國道路是從40多年改革開放、70多年建設與探索、100年的建黨史、1840年以來的反帝反殖民與國際共運史，乃至幾千年的中國文化中走出來的。延續性,而不是斷裂性構成了中國道路的一大特色，這與歐洲現代性截然不同。但應然層面也需要回答，避免昨日如此未來必然如此的問題，要從中國思想、中國理性、中國制度等維度來回答中國道路為什么能延續、怎樣能延續、為什么合理、普遍性與特殊性等問題。

李懷印

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校區歷史系李懷印教授通過連線分享了《歐洲中心主義的迷思與現代國家形成的中國路徑》。他認為，歐洲中心主義的“迷思”主要體現在兩點：首先，把現代國家形成的歐洲經驗視為唯一正確道路，從帝國裂變為眾多民族國家才能體現“民族主權”原則；其次，認為只有一人一票的代議制民主才是“人民主權”原則的真正體現。然而，他們沒有注意到中國體量之“大”和中國結構之“強”，進而忽視了中國現代化轉型過程中的獨特性和連續性。他強調說，現代中國的形成過程，并非帝國與民族國家之間的斷裂，而是從前現代疆域國家向現代主權國家的轉型過程，這一過程保持了疆域、人口與族群的連續性，體現了中國體量之“大”；同時，現代中國是在解決晚清中央權力下移導致的種種問題過程中通過內部塑造強大政治認同、建立統一集中的財政軍事力量而形成的“強國家”，體現了中國結構之“強”。因此，要正確理解現代中國的形成過程，就要擺脫歐洲中心主義的歷史思維，回到中國數百年來的歷史實際中尋找答案。

謝茂松

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中國文明與中國道路研究中心主任、科技部新型舉國體制戰略專家組成員謝茂松，他的發言題目是《貫通古今中西馬：中華文明和中國道路的基本問題》。他強調了對中國文明與中國道路之間的關系需要有一種“整全性”的理解，并提出了中國文明和中國道路研究的基本框架、基本問題，這些基本問題包括：中國道路貫通古今中西馬，具有“道”、“道統”的文明原理普遍性；中國文明的底層結構與“可大可久之道”；中、西政教比較；中國道路對中國文明在價值與制度上的繼承與創新，以及中國共產黨是文明型政黨等。

吳英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外國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室主任、史學理論研究中心主任、《史學理論研究》常務副主編吳英研究員在題為《馬克思對文明發展規律的深刻揭示》的發言中，從文明史的書寫方式入手，扼要分析了現存書寫方式的缺陷以及恰切的應對之策。他認為文明史的書寫應該具有世界史的視野和比較的眼光，努力吸取西方文明史寫作的教訓，突出中國人的寫作主體地位，要體現中國的歷史觀、價值觀，體現我們的身份意識。這就要求著眼點和切入點的轉換：文明史的書寫應該以“人民”為著眼點，而不是從“資本”切入。這同時意味著，我們要處理好書寫方式與唯物史觀之間的關系，運用好唯物史觀書寫我們的文明史。

江林昌

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江林昌教授在線上做了題為《環地中海與環太平洋：古代世界的兩種文明形態》的主題發言。他從地理環境和氣候學的角度對比分析了古希臘文明的“突破性”和中華文明的“連續性”這兩種文明形態的不同特性。其中，古希臘文明具有環地中海的特性，而中華文明則具有環太平洋的特色。張光直先生曾說，根據中國上古史，我們可以清晰有力揭示人類歷史變遷的新法則，這種法則可能代表了全世界大部分地區文化連續體的文化法則，因此在建立全世界都適用的法則時，我們不但要使用西方的歷史經驗，也尤其要使用中國的歷史經驗。他引用張光直這一觀點進一步闡釋了自己的結論，即正如同馬克思、恩格斯根據古希臘、古羅馬的材料所總結歸納出的文明理論可以適用環地中海古代諸文明形態一樣，根據中國古代的材料總結歸納的文明理論，同樣可以適用于環太平洋古代諸文明形態。

任鋒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中國政治學》主編、歷史政治學研究中心副主任任鋒做了題為《重新認識治體論傳統：〈先秦政治思想史〉的“百年孤獨”》的發言。他在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出版一百年之際，提醒我們從兩個角度關注這本書對于我們自主知識體系建立所具有的意義：一是文明與國家的角度，梁啟超對西方文明與國家競爭有反思，強調中國文明的使命與世界主義；另一個就是立國思想家與共和語境中的治體論問題，梁啟超對晚清以來過于注重政治體制移植也有所反思，而強調多維政治主體、政治價值、禮治與大一統的作用。綜合分析這兩個角度有助于我們更為全面地思考現代中國的政治道路，思考我們政治秩序的根源與出路。

王博

北京大學黨委常委、副校長王博教授在題為《秩序問題與中國哲學》的線上發言中，強調了秩序問題之于中國哲學的根本意義，以及由此所揭示出的歷史中國的文化特征。古典時代的精神成就體現在五經，五經皆圍繞秩序問題，但各有側重。禮崩樂壞之后，重建秩序的思考開啟了中國的哲學時代，也讓秩序問題成為中國哲學的核心問題。在儒家那里，出現了從天賜的秩序變而為生于人的秩序這一根本性轉向，人也隨之成為最核心的問題。儒家哲學以人和合乎人的秩序為中心，以人的生活世界尤其是倫理世界和政治世界為中心，從而建立起秩序形上學。但同時這種秩序又從未離開過天的向度，中國哲學的基本形態是天人之學，而不是單純的人學。以人為中心的秩序思考讓天在人的視角下獲得了不同于古典時代的新的理解。

在上午的最后研討中，李文堂教育長提出了李毅校（院）長也關注到的一個問題，就是上午多位學者都不約而同談到了中國歷史的連續性與劇變之間的關系問題，但連續性與劇變具體表現在哪些方面呢？他認為，這個問題關系到如何書寫中華文明史、講述中國故事，從而形成中國話語與中國敘事體系的重要問題。

他進一步闡釋說，幾大文明都有其基本秩序，沃格林《秩序與歷史》專門談到這種基本秩序與歷史變遷的關系，剛才王博教授也從哲學上討論了儒家的秩序觀。在中華文明基本秩序中，王學典教授談到的大一統秩序、李懷印教授談到中央和地方的權力關系等，構成了中華文明基本政治秩序的某些面相，即使晚清也以弱權威方式基本守住了超大規模的人口、疆域的國家形態。但這個治理模式在殖民主義入侵與現代化過程中有一個動搖與重建，而中國共產黨通過新的社會動員重建了大一統的國家治理模式。他說，這也是汪暉教授多年關注的問題，就是中國共產黨如何通過全新的政黨動員，用新文化、人民性重建文明秩序，從而完成超大規模的國家治理，因此他請汪暉教授對這個問題進行回應。

汪暉教授回應說，剛才幾位教授如李懷印教授都談到了政治整合問題，從政治文明的角度看，政治整合大體存在三種主要的模式。一條道路是政黨政治、議會政治，這就是我們所謂的西方近代民主的模式。但在大部分王朝制國家這種整合都不成功，這個過程多半都和政治分裂發生關聯，因為政黨政治與各種利益集團、地方勢力、族群分離發生關聯。這也是為什么大部分王朝制國家在面臨分裂局面的時候，都會重新訴諸于中央權力的集中，如袁世凱那樣，這就產生了第二種模式，就是將政治整合變成國家整合，完全用行政權來包容整個體制，這正是近代國家主義的路徑。但這個過程也不成功。第三種模式是中國革命的路徑，以革命的方式進行社會動員，形成由下至上、由上而下互動的持續性變動過程。這個革命秩序一直滲透到所有的基層細胞中。這個道路的形成從中國共產黨進入鄉村開始，通過土地革命的過程進行政治再整合。他說，我過去曾用“人民戰爭”這個詞來表達這種整合，但這不僅是軍事意義上的，因為這個過程同時也是政治動員、經濟改革、國家建設、社會組織的過程，幾乎所有這些過程都在高度動員的進程中完成。他認為，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革命都是在一次大的革命變動當中建立國家，而中國的國家建設即發生在革命的長期過程中。秩序的生長與革命進程持續地聯系在一起，從而具有草根性和基礎性，沒有哪個社會主義國家如此深入地把秩序建立在最基礎的社會細胞中，所以它確實是社會革命，這個社會革命同時滋生了新秩序。這是當年的知識分子難以理解的，如梁漱溟，因此，我們不能離開革命進程去談秩序的重建，而要從這個意義上去理解現代中國的劇變與連續性的關系，去思考中國道路的文明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