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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博鰲亞洲論壇2022年年會在海南省博鰲鎮拉開帷幕。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教授鄭永年教授通過線上的形式就媒體關注的熱點問題進行解讀回答。

環球時報記者提問，想問您一下俄烏沖突導致全球很多國家關注安全問題，像能源安全、糧食安全、供應鏈安全，想問一下目前情況包括俄羅斯遭到制裁對于中國意味著什么，我們應該哪些方面加強準備？

鄭永年表示，俄烏戰爭造成的安全問題，我想各個領域都有，包括傳統安全領域也包括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傳統安全領域核武器跟核擴散，核擴散我們面臨很大的挑戰，白俄羅斯的一些國家已經通過國家修改憲法，修改憲法可以用核，一些小國家對大國的擔心恐懼也有一些國家包括我們的鄰居日本韓國都在討論關于核的問題，美國跟盟友國分享核武器，這一波剛剛開始還在進行，核擴散的壓力已經很大了。

“當然能源、還有供應鏈危機這些事情，我想歐洲國家更有感覺，因為歐盟基本上40%多的依賴俄羅斯能源供應，因為德國50%多的依賴俄羅斯能源，這個就是美國跟歐洲制裁俄羅斯，能源方面留了一個口子，他們現在討論長遠來說怎么樣去俄羅斯話，這個長遠來說是可以討論的，短期的一個國家能源上面依賴另外的一個國家，40%多甚至50%多，你要換另外的一個買家的話，我想很難。”

鄭永年指出，俄烏戰爭對歐洲國家的影響非常大，伴隨著的還有糧食危機，烏克蘭是世界的糧倉，俄羅斯供應很大一部分的化肥，烏克蘭的拖拉機。供應鏈危機方方面面，更麻煩的是全球貿易體系的破壞，因為全球貿易共識，這些東西實際上并不是一個國家政府做起來的，未來全球貿易商貿大家設計的制度，現在一來隨意的把它武器化對于國際的經濟系統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打擊。

他稱，俄羅斯對西方國家所做的制裁主要是回應西方國家對于俄羅斯所做的制裁，西方國家也制裁俄羅斯，當然這個是更泛化的，這個老百姓沒有多大的關系，西方制裁已經延伸到不僅僅是一個國家了，而是整個民族，這個安全挑戰系統方方面面各個層次都有，我們現在慢慢都會展現出來這個深度。

鄭永年表示，對于我們國家來講，教訓非常深刻的，因為我們國家比俄羅斯更難，俄羅斯簡單的是能源，中國的強項主要供應鏈，我們的主要供應鏈是中低端的供應鏈，我們通過改革開放40年，我們開放情況下成長起來的，我們的世界體系還是一個真正的世界經濟體系的一部分，從這個角度來說，如果美國、西方在哪些方面發生沖突了，要制裁，我覺得對他自己對中國的傷害也會深，自己的傷害也會深。

鄭永年覺得到，不是說我們考慮如何制裁這種問題，而是得保證這個世界經濟體系相對正常運行，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制裁也好，不制裁也罷，世界經濟體系還是要運行的，如果要是戰爭大家前面制裁的話，所以現在擔心現在看到的美國俄羅斯、歐洲俄羅斯或者中美，大家要看一下印度做什么，現在俄烏戰爭以后改變了整個國際的結構，大家誰也不相信誰，因為都把經濟各個方面武器化。

所以現在國際關系出現了新封建主義化，印度、俄羅斯實際上也是想高自己的團伙，如果這樣的話，不僅僅我們所說的去全球化、反全球化，而是逆全球化，完全是另外的一種形式，以及過去幾十年來講，中國跟歐盟，歐盟跟北美，這樣的WTO跟全球化向相的，現在大家更像一個近代國家產生以前的封建，另外一個方面他們做的就是所謂的價值基礎至上的同盟，這個對于國際體系又是一個破壞，所以我覺得我們俄烏戰爭對于世界格局的影響，遠遠不只是你剛才所說的安全兩個字，整個體系以后呈現出來完全不同的形式，這種不同的稱之為國際關系、國際秩序的新封建化影響到我們每個國家、每個人。

中新社記者提問，鄭教授您好，我想問的是西方媒體近期對中國的動態清零策略持反對態度，有的宣稱中國這個政策剝奪自由，也有的說中國做法影響世界經濟，您如何看待這種情況？

鄭永年回應稱，中國采取動態清零的政策，其本身的主觀能動性就是保護人們的生命，而西方老百姓看到早期死了那么多人，西方人說你活著是你的，他們的死亡也有自由，如果他們選擇自由的死亡也好，西方大部分的老百姓也不是自由的選擇死亡。他們的政府、他們的國家是無能為力做不了不能提供有效的保護死亡，沒有一個人會選擇自由的死亡，所以這一點我是不認同的。

至于說是不是對于世界經濟的破壞，鄭永年覺得“絕對不是”，中國新冠肺炎發生以來，對于世界經濟的貢獻遠遠多余任何一個國家，現在為什么大家對于中國抱有那么多問題，因為中國改革開放40年我們經濟體成長，我們現在經濟體是世界經濟體的一部分，很多歐美國家中低端的供應鏈跟中國分不開，他們要求中國非常非常高的依賴度。但是，即使這樣，你說中國大家比較一下穩定世界經濟的貢獻，哪一國家能夠比得上中國？

再者，他們對于中國不理解，我們是動態清零，動態清零不只是清零，我們還是要有一個早期的清零政策，武漢開始到我們現在的動態清零，我們也是根據疫情本身的性質變化，現在奧密克戎調整政策。

鄭永年指出，西方看中國的疫情已經意識形態化，你想自由、民主，這些東西放在新冠里面這個有什么相關性，如果這樣的批評的話，西方相信的是達爾文主義。西方很多老人老百姓，尤其像歐洲的老人死得多社會負擔反而減輕了，這個價值觀的批評，你要看怎么樣防控疫情，你還是要回到科學、回到理性，而不是大家從意識形態出發來批評。

他同時強調，我們自己也得與時俱進的摸索怎么樣如何有效的方式，西方死了那么多人，我并不認為他們每個人都是自由的選擇死亡。

光明日報記者提問，前一段時間您在我們報紙上刊發了一篇文章，寫著意識形態不能凌駕于科學之時，探討了意識形態對于抗疫的影響，尤其西方知識分子對于抗疫的影響，您覺得西方意識形態，所謂民主非民主的陣營劃分陣營這種情況，尤其俄烏沖突發生之后對于世界經濟產業鏈、供應鏈、全球治理等方面會有什么影響，以及更加重要的是中國應該又怎么樣的應對政策？

鄭永年表示，意識形態能夠從歷史上看，大家可以看到蘇聯冷戰時期兩個意識形態陣營怎么樣形成，對于世界的影響怎么樣的。實際上過去40年無論哪個國家，哪一種主義，你說西方的自由民主主義也好，中國的社會主義也好，包括中東的一些宗教色彩的國家，他們都在追求自己的現代化，這個現代化當然根據他們自己的文明、文化、國慶的現代化，所以大家有一個共識，才會全球化。

鄭永年指出，全球化并不是說光是一種貿易投資這種流動，這個世界范圍內的流動，包括人才思想這些流動，所以前面的四十年，每個國家的現代化都跟全球化一樣運行的。

“美國從特朗普開始兩極化，特朗普剛開始主要是搞中美貿易投資，但是拜登上臺甚至沒有上臺的時候已經用意識形態來建立世界秩序。首先他把中美關系簡單的界定為美國民主，俄烏沖突更加的變本加厲，美國把所謂民主團結（美國跟歐洲國家），同時把中國跟俄羅斯聯系在一起，中國、俄羅斯的社會專制初心，美國也把這個戰爭定義為文明專制，把自己放在民主文明這一邊，把中國跟俄羅斯放在專制這一邊。北約是站在邊緣，它一點反思沒有，對于世界的體系造成致命影響，八十年代的美國跟世界是一體化、互相依賴的。從高度互相依賴的角度來說，現在要兩極化，西方建立以美國民主為中心的一極，還有中國另外的一極，搞這種兩極化”，鄭永年覺得我們要踏踏實實看問題美國真的很難做，美國有這種民主專制來分化這個世界，但是美國很難成功。

歐洲團不團結？鄭永年表示，現在因為俄烏戰爭，整個歐盟暫時跟美國站在一起了，但長遠來看，并非如此。首先，歐盟之間因為俄烏戰爭，德國一下子提高到2%，現在沒有話說不上，俄羅斯是一個敵人，大家針對俄羅斯的德國有一個軍事化。

“如果俄羅斯的這個問題解決了之后歐洲怎么樣？德國的軍事化需要歐洲地位的效果，歐亞跟東亞的影響效果一樣，法國怎么樣想？英國已經脫歐了，這種情況下歐洲會團結嗎？我并不認為歐洲會團結，如果俄羅斯不被打垮，還可以說俄羅斯是一個敵人，如果俄羅斯弱化了，歐洲的矛盾并不是西歐跟俄羅斯的矛盾，可能歐洲之間的矛盾，大家不要忘了一戰二戰都是歐洲主要國家的戰爭，跟當時的蘇聯沒有多少關系。”

另外，美國跟歐洲團結了嗎？如果美國把中國跟俄羅斯放在一起，美國同樣也綁架了歐洲，歐洲老百姓為什么不滿，因為美國現在是一個觀察家，它除了火上澆油以外，不承擔歐洲各個國家所承擔的能源危機、糧食危機、供應鏈危機，它自己戰爭不利，歐洲哪個國家不利。

鄭永年稱，盡管大家看到了聯合國里面很多國家道義上面譴責戰爭，譴責戰爭并不是說這些國家都跟美國站在一起，這是兩個方面，非常典型的是印度，印度這次有沒有跟美國站在一起，它沒有跟美國站在一起，印度公開的大量的購買俄羅斯的能源，購買了之后還出口歐洲，土耳其有沒有跟美國站在一起。

把美國所說的兩極化所謂民主專制，首先一個不符合事實，另外相處的不會太好，如果這個民族意識形態，大家對于美國式的民主，西方民主國家內部已經發生了很大懷疑，更不用說美國在中東的大民族計劃的失敗，誰會認為美國的民主自由是普世價值的，我們注意美國搞兩國化，我們有力量避免美國的兩極化，我們也不必要過渡的擔心，美國搞兩極化世界就兩極化了嗎？主要是我們跟美國歐洲的關系，主要是美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中國跟西方的國家很難突破，更不用說中國跟其他國家的經濟體，我們還是用平常心看美國這些，我們也要意識到這個問題，我們還要有一些有效的舉措，改革開放方面我們要加快，我們跟世界的關系越緊密，美國越搞不了兩極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