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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協報》微信公眾號18日發布題目為“如何破解適齡人群不婚不育難題？人大代表這樣說”的文章，作者湖北省荊州市人大代表、長江大學法學院院長李華成認為，遏制婚育率和生育率下滑需多策并舉。

在談到應該充分發揮全社會力量營造濃厚的婚育氛圍時，李華成舉例稱，就媒體來說，要對不符合主流價值觀的如“獨立女性”“丁克”等減少報道或不予報道，將媒體資源更多聚焦于美滿家庭、優生優育等宣傳上來，讓年輕人盡快達成“不婚不育是誤區，優生優育是責任”的共識。

文章全文如下：

遏制婚育率和生育率下滑需多策并舉

                    ——訪湖北省荊州市人大代表、荊州市婚姻家庭法學會會長李華成

2022年3月18日，民政部最新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2021年我國結婚登記數據為763.6萬對。這是繼2019年跌破1000萬對、2020年跌破900萬對大關后，結婚登記對數再次跌破800萬對大關。較2020年、2019年、2018年、2017年分別減少49.5萬、162.4萬、247.2萬、295.5萬對，連續5年下降，較4年前降幅達27.9%。有統計稱，這一數據創下1986年以來的新低。

此外，國家統計局2022年2月18日公布的2021年全國出生人口為1062萬，較2020年、2019年、2018年、2017年分別少生138萬、404萬、461萬、661萬人，連續5年下降，較4年前降幅高達38.4%。如何破解適齡人群的不婚難題，有效緩解人口持續下滑的窘境？本報記者采訪了湖北省荊州市人大代表、荊州市婚姻家庭法學會會長、長江大學法學院院長李華成教授。

營造濃厚的婚育氛圍，達成“不婚不育是誤區，優生優育是責任”的社會共識

結婚率下降并不是我國的獨有現象，是許多發達國家的普遍現象。有數據統計，從1995年到2019年，日本結婚率從6.4‰下降到4.8‰，韓國結婚率則從8.7‰下降到4.7‰，美國結婚率從8.9‰下降到6.1‰。李華成表示，我國不婚不育人群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對婚姻和生育持“恐懼”和“麻煩”的心態，還有部分人甚至認為不婚不育是“個性和自由”的表現。

婚戀觀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社會大環境的影響，實際上，我國一直有著早婚多育的文化習俗，“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多子多福”一直是我國歷史上的主流文化觀，而“不想婚”“不想生”現象主要發生在近些年。李華成認為，應該充分發揮全社會力量營造濃厚的婚育氛圍。就媒體來說，要對不符合主流價值觀的如“獨立女性”“丁克”等減少報道或不予報道，將媒體資源更多聚焦于美滿家庭、優生優育等宣傳上來，讓年輕人盡快達成“不婚不育是誤區，優生優育是責任”的共識。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今天，大學生也很容易受到西方一些不良婚育觀的影響，高校應當在課堂內外有針對性地開設一些婚育課程，舉辦一些豐富多彩的文化活動，讓年輕大學生們在成人初始就盡快樹立正確的婚育觀。

優先為經濟較困難的婚戀人群提供保障性住房，打消適齡婚育人群“無法結”的尷尬

“住房是阻礙適齡人群不婚育或晚婚育的一個重要因素。”當前，我國年輕人主要集中在房價過高的大中城市，高昂房價讓許多年輕人尤其是在城市工作的農村年輕人會因無房而不能步入婚姻殿堂。李華成說起自己學生小余的情況。2016年，均來自農村的小余和小丁相識相戀，但二人因無法在工作的城市擁有一個“有獨立衛浴”的居室，戀愛3年沒有領結婚證。直到2020年7月，小余研究生畢業獲得所在城市拎包入住人才公寓的申請資格，經過5個月的申請，2021年1月入住后，小余和小丁才領取了結婚證。

李華成說，韓國政府為激勵婚育曾實施過“面向月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的新婚夫婦每年提供5萬套保障性住房”的政策。如果各地能盡快修改公租房政策，將部分年輕人婚育房納入保障住房范疇并優先排序，相信越來越多的適齡婚育人群會有更強意愿盡早營造“溫馨家庭”。當然，可能還需要在保障性住房的租金上給予一定政策支持，幫助適齡婚育夫婦能較長時間“住得起”。

期待計劃內生育全免費，打消適齡婚育人群“生不起”的顧慮

二孩、三孩政策的放開并沒有扭轉我國人口生育持續下降的頹勢，“生不起”成為部分適齡婚育人群的口頭禪。生育保險制度雖然已經實施多年，但其覆蓋面仍然有限，多數農村育齡婦女并沒有參加生育保險，為此，她們必須自己承擔高昂的生產費用。此外，李華成表示，即使能夠享受生育保險的婦女，其生育保險金也不可能覆蓋從初次產檢到最終生產全過程的所有費用。“澳大利亞政府為鼓勵生育，婦女生產住院期間，幾乎不用花一分錢，每天除了有助產護士照顧，住院醫生還會進行細致的例行檢查，并配有專業的護工配送一日三餐。”李華成舉例，“希望我國也應盡快修改相關政策法規，讓計劃內生育全免費的時代盡早到來，打消適齡婚育人群‘生不起’的顧慮。”

前文提到的小余夫婦入住公寓已一年，作為剛入職一年的年輕律師，小余收入尚不穩定，大專畢業的小丁是公司文員，薪水剛剛超過社會平均工資，因此，雙方還沒有考慮生育一事，均表示事業沒有大起色、沒有足夠積蓄，生孩子計劃只能適當推后。

二孩、三孩適當補貼政策盡快到來，打消愿意生育人群“養不起”的顧慮

孩子不僅是父母的孩子，父母要承擔負責，他們也是社會公民，成年后要擔負起對國家的責任和重擔，國家和全社會也應當對養育孩子擔負起應有的責任。李華成以法國為例，稱法國在二戰后就出臺了“生育第三個孩子每月可獲一定津貼直到18歲”的政策，我國也可以結合財政狀況和地區差異，制定對二孩、三孩生育家庭予以適當津貼補助的政策，幫助適齡婚育夫婦“養得起”更多的孩子。他仍以小余夫妻二人為例，小兩口年齡分別為28歲和26歲，倆人所在公寓有相當一部分與他們一樣剛結婚或是“共同居住”的年輕人，大多都沒有生育。小余告訴李教授，他們周圍這群年輕人基本都來自外地，計劃在35歲前完成生育，考慮到托育照顧費用問題，都沒有想過生育二孩，更不提三孩，他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也過自己目前這樣的生活。

嚴懲不利婚育生育的違法行為，清理不利婚育生育的不當政策

為營造良好婚育文化氛圍，我們還需要嚴懲相關違法行為。李華成說，“比如，可以賦予社區或單位及相關部門一定職責，使其對父母阻撓子女結婚的行為予以批評教育，情節嚴重的可交由公安機關依法處理。要嚴格流產墮胎的條件程序，盡可能保護育齡婦女的身體健康和正在正常發育的胎兒生命，對不符合流產情形的墮胎行為給予相關責任人嚴厲處罰。”此外，相當多的企業的規章制度明確規定禁止女員工“未經單位同意私自”生育，并不時發生企業愿意承擔違法代價也要辭退懷孕女員工等情況。實踐中，還有部分高校對在校大學生的婚育持“反對”態度，主要體現為在政策上，不為大學生婚育提供必要便利，如不允許課程緩考和休學，以及設置復學障礙等。

結婚生育不僅僅是公民的私事，更是事關社會穩定發展和人類自身衍續的大事，國家和全社會應當高度重視婚育持續負增長現象。“在一個有著濃厚婚育文化的社會，我們要找準適齡人群不婚不育的癥因，針對性地制定體系化的政策法規，并逐一加以破解，如此，我們的婚育率必然會回到正常軌道上來。”李華成最后說。

（本報記者 徐艷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