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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賣婦女是侵犯基本人權的全球性問題。《中國婦女發展綱要（2021-2030年）》《中國反對拐賣人口行動計劃（2021-2030年）》均要求完善集預防、打擊、救助、安置、康復于一體的反拐工作長效機制。本文作者認為，進一步預防、打擊拐賣婦女犯罪需落實男女平等基本國策，健全相關法律法規，推動各部門長期不懈努力合作，充分利用現代科技防拐打拐解救被拐婦女，為女性生存和發展創造安全社會環境。

拐賣婦女是侵犯基本人權的犯罪。在任何現代法治國家，人都不應該是交易、奴役對象。《中國婦女發展綱要（2021-2030年）》和《中國反對拐賣人口行動計劃（2021-2030年）》均要求完善集預防、打擊、救助、安置、康復于一體的反拐工作長效機制。筆者認為，進一步預防、打擊拐賣婦女犯罪需落實男女平等基本國策，健全相關法律法規，推動各部門長期不懈努力合作，充分利用現代科技防拐打拐解救被拐婦女，保護被拐女性合法權益。

拐賣婦女犯罪是侵犯基本人權的全球性問題

拐賣婦女犯罪把女性奴役化、工具化、商品化，是籠罩在文明之上的現代奴隸制。被害人被綁架、欺詐、脅迫、引誘、操縱、控制、強奸、拘禁、毆打、虐待、強迫賣淫、強迫勞動、強迫生育、強迫乞討、摘取器官等，長期遭受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折磨。2021年11月22日聯合國大會上發布的數據表明，世界上70%的人口販運被害人是女性，其中50%受到性剝削；在歐盟人口販運中，近四分之三的被害人是女性，以性剝削為目的的被害人中92%是女性；在線販賣人口增加到案件總數的30%至50%左右。

國際社會數據表明，全球每年與人口販運相關的交易高達1500億美元。新冠疫情可能沖擊國家的懲罰與保護能力，加劇脆弱和邊緣人群的被害風險。2020年全球各地區所發現的被販運人數，據不完全統計，東亞等國發現2884人，為上年的20%；非洲約2.85萬人，為上年的67%；美洲為1.11萬余人，是上年的89.9%；歐洲略升至上年的104.55%至1.82萬余人；南亞高升155.76%至約4.51萬人。

人口販運犯罪是世界性難題，盡管許多國家都制定了嚴刑峻法予以嚴厲打擊，如美國法典對人口販運處最高20年監禁，有綁架、性侵、致人重傷或死亡等情節的處20年以上至終身監禁，對買賣雙方、共犯和阻礙執法者同罪同罰，不少國家在刑法之外還出臺專門的反人口販運法、反奴役法、人口販運被害人保護法等，即使這樣人口販運仍屢禁不止。

落實反對拐賣婦女的政策法規勢在必行

我國自1979年以來連續出臺政策法規嚴厲打擊拐賣婦女的犯罪行為。依據我國現行刑法，拐賣婦女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對集團犯罪首要分子、拐賣三人以上、強奸、強迫賣淫、致人重傷或死亡、賣往境外、使用暴力脅迫或者麻醉方法綁架、導致重傷或死亡后果的案件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并處沒收財產；對收買被拐賣婦女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對收買人的收買行為與強奸、非法拘禁、強制侮辱婦女、故意傷害等行為數罪并罰，但收買人不阻礙回原居住地的被拐婦女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2021年9月我國公布了《中國婦女發展綱要（2021-2030年）》《中國反對拐賣人口行動計劃（2021-2030年）》，要求嚴打拐賣婦女犯罪，體現了保護婦女基本人權、為婦女創造安全環境的政策趨向。

但也應看到，跨區域拐賣婦女案件屢禁不絕，跨國拐賣、網絡拐賣也并不鮮見。貫徹落實《中國婦女發展綱要（2021-2030年）》《中國反對拐賣人口行動計劃（2021—2030年）》提出的反拐要求勢在必行。要深入實施反拐行動計劃，嚴厲打擊拐賣婦女犯罪和犯罪團伙，整治“買方市場”，及時解救被拐婦女并幫助其正常融入社會，打擊跨國跨區域拐賣婦女犯罪，樹立我國對買賣婦女犯罪的嚴打態勢，保護婦女基本人權，為婦女創造安全環境。

打擊拐賣婦女犯罪需長期不懈努力

《中國婦女發展綱要（2021-2030年）》《中國反對拐賣人口行動計劃（2021-2030年）》提出了加強預防和打擊力度、加大投入、為女性生存和發展創造安全社會環境的更高要求。為此，筆者嘗試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從中央到地方、從城市到鄉村等各層面嚴格貫徹落實男女平等基本國策，讓性別平等深入人心，宣傳嚴厲打擊拐賣、收買婦女犯罪的法律規定和政策。

第二，進一步完善刑事立法，貫徹罪刑相適應的刑法基本原則。當前我國對收買人的強奸、非法拘禁、殘害等行為實行數罪并罰，對拐賣人的強奸、綁架等作為加重量刑情節適用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刑法對買賣雙方所規定的刑罰仍存在罪刑不相適應的情況。例如與綁架罪相比，采取暴力、脅迫、麻醉等方法進行綁架僅僅是拐賣的起始行為，拐賣婦女不但以牟利為目的，且常常是結伙、多次、流竄作案，更有強迫賣淫、強迫生育、強迫勞動、強奸等犯罪行為，其社會危害性顯著重于綁架，處罰上卻不見得更重。又如基于買方責任小、社會危害性也小于賣方的錯誤觀念，實踐中對買方的量刑顯著輕微，須知在某些案件中正是由于買方在收買后長期實施強奸、強迫生育、強迫勞動、非法拘禁、綁架、殘害等嚴重犯罪行為，并造成被害人無法逃脫的困境，因此買方同屬主要責任方，其社會危害性不小于賣方。

第三，充分運用DNA、GPS、人臉識別技術等現代科技手段增強打拐執法力度。現代技術可準確識別個人身份并準確定位，建議可充分運用到辦案中。例如，通過天網工程等使用人臉識別、大數據技術對人、車輛等予以排查，對于識別被害人和嫌疑人可起到重要作用。只要被害人曾暴露在監控系統下，使用大數據分析比對其人臉信息即可得知去向及同行嫌疑人。建議也可共享“公安部兒童失蹤信息緊急發布平臺”即團圓系統，還可遵循自愿原則將被拐婦女近親屬的DNA輸入國家DNA數據庫中，借此增加發現被害人的機會。但人臉信息和大數據篩查對于保護個人隱私權十分重要，為避免被濫用，建議可在公安部層面設置面向基層打拐工作一線的統一登記、查詢、報警、解救指揮系統。

第四，建議在全國開展拐賣婦女案件清查專項行動，完善對被拐婦女的救助安置機制，打擊拐賣婦女上下游全犯罪鏈，推動清查行動常態化。重點關注重點行業、重點地區，對于性別比失衡嚴重的地區、窮困邊遠山區等進行清查，有助于發現被拐賣婦女的線索并有利于早期預防。

第五，建議完善相應的證據規則，加強對被拐婦女的保護和發現力度。例如，鼓勵舉報，建立對舉報人的獎勵和為其身份保密的制度；又如，被解救婦女的證言屬被害人陳述，建議借鑒未成年人案件的一站式詢問取證做法，避免多次取證對其造成二次傷害。

第六，嚴禁對胎兒進行非醫學需要的性別鑒定，保障男女性別比逐漸實現平衡，減少收買婦女為妻或者作為生育工具的非法需求。

總之，預防、打擊拐賣婦女需要落實男女平等基本國策，在密織法網的前提下，進一步加強政府執法司法部門的密切合作，做好犯罪預防和早期發現工作，及時解救、妥善安置被拐婦女，保障其盡快融入正常社會生活。

（本文刊于《中國婦女報》2022年2月22日第5版，作者祁建建，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