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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執法權，為何“聯合執法”仍是常態？

全國各地在落實“雙減”政策，對校外培訓機構進行執法檢查時，往往以“聯合執法”形式開展，即由教育部門牽頭下的多部門共同行動，包括市場監管、城管、衛健、公安、消防救援等部門。

既然教育部門有執法權，為什么在實踐中往往會選擇“聯合執法”呢？

鄒榮表示，這主要是在考慮執法效果，與執法資格問題無關。涉及教育領域的違法行為往往與其他部門的執法領域相牽連，當這種牽連情況出現后，如果只有教育部門一家進行執法，不利于違法狀態的徹底清楚和相關法律責任的追究。

“因此，（教育部門）在執法中邀請其他部門聯合執法，（做到）各司其職，按照各自的職權范圍（對違法行為）分別進行處罰。”

鄒榮強調，按照國務院的要求，所有參加聯合執法的部門工作人員都應當具有執法資格。

深圳市多部門對校外培訓機構開展聯合執法檢查 圖源：公眾號“深圳教育”

教育部這一動作，究竟意味什么？

教育部門本來就有執法權，地方教育部門也具備持證執法的工作人員，那教育部此次頒證行動，究竟意味著什么呢？

在段斌斌看來，本次頒證實際上向外界釋放出未來推動教育行政執法的決心和力度。

段斌斌表示，長期以來，教育領域較為重視立法，注重建章立制和制定規則，但對法律法規的貫徹落實和教育執法卻未引起足夠的重視。

“隨著依法治教的深入推進，教育執法作為教育法治運行關鍵一環的重要地位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和正視，通過執法來推動法律法規的貫徹落實將成為今后教育法治的重點工作之一。”

段斌斌稱，隨著“雙減”政策、民辦學校分類管理政策等重大法規政策的出臺和調整，教育領域的利益博弈勢必會愈發激烈，也對教育執法的頻率、密度、人員和強度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挑戰。

鄒榮則認為，教育部“帶頭”的情況表明，未來涉及教育執法的案件數量將會增加，情況也可能會變得更加復雜。

“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獲得執法證需要進行相應培訓和考核，內容涉及教育執法領域和其他基本法律領域的知識，如《民法典》《刑法》以及行政法律規范的相關規定。”

鄒榮稱，在依法行政依法治教的大背景下，本次頒證旨在加強教育執法人員的法律素質，精通執法過程中應知應會的法律知識，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種導向和示范作用，但也不必過分解讀。

同時，鄒榮指出，行政處罰案件原則上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行政機關管轄，但根據今年新修的《行政處罰法》，目前行政執法領域更多提倡對基層執法力量的加強。

“至于何種案件由教育部直接管轄，還取決于違法行為所觸犯的法律規范的具體規定，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某教培機構正在進行的素質教育課程，這節課和哈利波特主題相關

事實上，除了教育執法，教育立法工作也在如火如荼的進行之中。

《全國人大常委會2021年度立法工作計劃》指出，將研究啟動環境法典、教育法典、行政基本法典等條件成熟的行政立法領域的法典編纂工作。

《教育部政策法規司2021年工作要點》也指出，將加快推進教育立法，研究啟動教育法典編纂工作。

段斌斌對此表示，目前現有教育立法只規定了教育部門的執法權，并未明確教育執法人員必須持證執法，持證執法實際上是參照其他法律規定的要求。

“今后的教育法典立法工作需要規范教育執法行為，一方面將持證執法常態化、法治化和程序化；另一方面，需要將現有單行立法中零散的執法權規定整合進專門篇章中，甚至可以考慮設立專篇來規范法律責任和執法要求，推動教育執法規范的系統化，也為教育法典的貫徹落實創造有利條件。”

鄒榮表示，教育法典固然不是教育執法的必要條件，但法典編撰完畢后，會將教育領域分散的立法按照一定的結構篇章和邏輯整合在一起，將教育法的所有問題結合起來加以規定。

“現在的執法是依據分散的教育法律法規來進行的，將來則會是依據統一的教育法典來執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