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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二孩、三孩生育政策相繼放開，盡快提升出生率、提高人口質量不再僅是家庭事務，而是關系國家命運前程的重大決策。在我國，由于不孕不育發病率上升、高齡生育困難等各種因素，生育意愿與生育結果無法匹配的情況愈發多見。越來越多的有生育意愿的人士嘗試通過人工干預的生殖輔助手段，生育后代。

目前，我國已成為世界上每年開展輔助生殖例數最多的國家。我國每年約有30萬名試管嬰兒誕生，為更多家庭帶來幸福與希望。生殖輔助技術的普及也始終伴隨著苦惱和來自大眾的誤區。未來，消除認知誤區、完善保障機制，是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必須面對的新課題。

被忽視的“不能生”群體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為1.3人，處于較低生育水平。除了“不想生”“不敢生”，“不能生”也是不少家庭面臨的問題。目前我國輔助生殖需求仍然很大，是保障我國人口數量和質量的重要手段。

今年34歲的山東韓女士求子11年，過程歷盡坎坷，精神和情緒數度徘徊在崩潰的邊緣。最終，她和丈夫決定求助試管技術。今年4月，經過促排卵、取卵、移植等一系列艱辛的過程，韓女士終于懷孕。

根據北京大學喬杰院士團隊的最新全國生殖健康流行病學調查分析結果，2007年至2020年間，我國不孕發病率已從12%升至18%，每年約有30萬名試管嬰兒誕生。據統計，目前我國治療的總周期數已超過100萬周期/年，成功率已基本接近歐美發達國家水平，有邁向更高水平的趨勢。

根據國家衛健委發布的數據，截至2020年6月底，我國經批準開展人類生殖輔助技術的醫療機構共523家。盡管如此，各地之間醫療資源仍待進一步平衡，上海、北京、廣東等地的每百萬人口體外受精治療周期數明顯高于其他地區，而一些欠發達地區的治療數量較低。

2016年，重慶市遺傳與生殖研究所實驗室首次向媒體開放。唐奕 攝

近年來，隨著輔助生殖技術的推廣，一些亂象和誤區也頻頻出現，對公眾健康乃至社會倫理構成威脅。例如，中部地區某知名醫院生殖中心專家告訴半月談記者，因為醫院的生殖專科在全國名列前茅，吸引了來自周邊省份的諸多患者，一些民營機構打起了“傍名牌”的主意，在醫院邊辦起了真假難辨的多家生殖中心。有的民營機構借做試管嬰兒之名，違規選擇胚胎性別。有的患者做輔助生殖主要不是為解決生育困難，而是想人為獲得雙胞胎。還有的“黑機構”的小廣告公然打出“求卵子”“提供代孕”等服務……

別讓生殖輔助誤區“誤事”

從輔助生殖技術的開展來看，公眾的生育觀念正普遍趨于科學、理性。北京大學第三醫院婦產科兼生殖醫學中心主任、中國醫師協會生殖醫學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兼總干事李蓉表示，盡管如此，仍有許多患者對生殖輔助技術存在認知誤區，應當引起重視。

2016年，重慶首次對外開放“試管嬰兒”實驗室，工作人員在顯微鏡下對胚胎進行操作。唐奕 攝

——及早篩查。一些患有不孕不育的夫妻在接受包括試管嬰兒在內的輔助生殖技術前，往往走了不少彎路，其中很多人甚至忽略了婚檢與日常體檢。有臨床醫生表示，一些經濟條件不好的患者花了很多錢尋求偏方，接受了非正規治療，等到去醫院做正規治療時發現錢已花光。另外，試管嬰兒技術并非“萬能藥”，比如在女性年齡超過40歲后，成功率會明顯下降，顯示出及早治療的重要性。

——控制多胎率已成國際共識。近年來，生殖領域專科醫生普遍發覺：隨著生育政策的逐漸放開，公眾對試管嬰兒技術的期待也在不斷調整。由于植入的胚胎發育階段不同、移植成功率不同等原因，每次往往會給女性移植1到2個胚胎，這就造成試管嬰兒產生雙胞胎的概率比自然懷孕更高。越來越多的家庭希望借做試管嬰兒的機會生“雙胞胎”，甚至最好是“龍鳳胎。”李蓉介紹，學界公認單胎妊娠比多胎妊娠更為安全，因此輔助生殖應盡量控制多胎率已成為國際共識。

——不必盲目追求新技術。近年來，不少民營輔助生殖機構和海外機構都打出“三代試管”等廣告吸引客戶。事實上，三代試管嬰兒技術即指胚胎植入前遺傳學檢測，主要用于排查染色體異常和明確的家族單基因遺傳病。“‘三代試管’對技術的要求很高，國內有資質開展治療的機構并不多，且遺傳診斷需從胚胎上獲取少量細胞進行檢測，也可能對胚胎安全構成一定潛在風險，因此沒有明確的單基因遺傳病或懷疑染色體異常的夫妻，不必盲目追求‘三代試管’，可根據醫生建議因地制宜，并在懷孕后按規范進行產前診斷。”李蓉表示。

期待法律“高門檻”，補貼“低門檻”

按照治療難度和方案的不同，輔助生殖技術的花費少則幾萬元，多則數十萬元甚至上百萬元，為家庭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李蓉告訴記者，生殖輔助治療中，近兩年可供選擇的國產促排卵藥物比例逐漸增加，打破了以往進口藥物占主導的局面，能為患者節省約20%的費用。

隨著全國各地生殖醫學中心不斷提質增量，更多患者首選就近治療，來知名機構治療的患者則多屬于情況復雜難治，如此一來，優質醫療資源得到更有效率的應用。

“當下，我國的生殖輔助技術已經達到國際先進水平，積累了豐富的臨床實踐經驗。盡管技術不斷進步，但醫學仍然有很多未知領域。”李蓉表示，在全部不孕不育患者中，有約5%到10%的患者始終找不到明確病因，即使采取了生殖輔助技術，一些人仍無法順利生育。希望公眾能夠對醫學的局限性和不確定性有正確的認識。

半月談記者與許多嘗試輔助生殖的夫妻交流后發現，當事人幾乎都承受著來自經濟和心理的巨大壓力。其中約一半女性因治療需求常年奔波在外沒有工作，身體的痛苦和悲觀的情緒導致家庭陷入陰霾。對此醫患一致呼吁，倡導健康的生育觀念，完善對生育困難群體的支持，增加對生育困難者的心理疏導與關懷尤為重要。

盡管目前輔助生殖技術沒有被納入醫保，但在一些地方，對特殊困難家庭的關愛正通過公益援助等形式開展。例如，浙江、陜西通過設置公益基金等方式，對“失獨家庭”等特殊群體接受輔助生殖技術服務予以適當補貼。

近年來，一些非法機構動起了“代孕”等歪腦筋，部分農村地區甚至出現了“代孕致富”之風，對婦女身心健康構成嚴重威脅，也助長了不良的社會風氣。今年4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中國反對拐賣人口行動計劃（2021—2030年）的通知，提出嚴厲打擊代孕等違法行為。

此外，專家表示，輔助生殖技術禁止用于性別鑒定，是不能觸碰的“高壓線”。輔助生殖技術的開展會涉及諸多倫理與法律問題，相關部門應不斷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加大監管和打擊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