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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訊）《未成年人保護法》新修訂版將于今年6月1日正式生效，新增的“網絡保護”專章引發多方熱議。

5月7日，觀察者網和中國傳媒大學媒介與公共事務研究院在北京聯合舉辦了“新機遇、新發展：未成年人網絡保護實踐與建議”研討會，來自團中央、北京大學、復旦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律所及互聯網平臺企業的專家，就未成年網絡權益保護展開研討。

與會專家們充分肯定了本次修訂中增加的“網絡保護”專章17條包涵的立法精神，高度評價我國互聯網平臺促進網絡保護技術手段創新能力。會上形成的共識是：未成年網絡保護的核心主體是家庭，保護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的有效模式是社會多方協同共治。

未成年人網絡保護的思路是從“堵”到“疏”

據團中央青少年權益維護部滕素芬處長介紹，《全國未成年人互聯網使用情況調查研究報告》數據顯示：

我國未成年網民的規模超1.75億，青少年中的網絡普及率達93.1%，城鄉差距很??；目前學齡前兒童使用互聯網的比例達32.9%；網絡普及率的低齡化趨勢加快，10歲以下兒童人群有78%，隨著國家新一輪“新基建”的推進，會有“井噴”式的增加趨勢出現。

對此，藤素芬有感而發：“單純的限制和‘堵’的保護手段難以達到效果，只有進行積極的引導和網絡素質教育，才有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長?！?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張超律師認為，這次修訂體現了監管思路從“堵”到“疏”柔性治理的變化。

張超用自己孩子為例解釋這個變化：“以前強調‘堵’的時候，是把孩子當做一個客體，就是孩子得聽我的，讓他玩什么就玩什么；而現在是把未成年人看做主體，要讓他參與到治理中來，要尊重他的權利?！?

張超接著提到另外一個看法的轉變：“之前我們關心孩子沉迷網絡問題，那個時候覺得全都是網絡的錯，它們就是責任主體，會把矛頭指向平臺企業、還有指向游戲廠家。但是這么多年來，大家終于認識到這是需要大家共治的問題，它不是某一方的責任問題，所以網絡保護專章充分體現了學校、家庭、社會、互聯網平臺多方共治的理念?！?

孩子沉迷網絡，是需要大家公治的問題（資料圖）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法律研究所郭開元所長指出，增加的“網絡保護”專章在立法精神上，重視青少年的受教育權、發展權、參與權，同時新法也銜接了《民法典》、《國際兒童權力公約》的立法主旨，針對突出的網絡保護問題，堅決貫徹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則，主張特殊保護、優先保護，明確規定網絡服務提供商在夜間關閉對于青少年的游戲服務義務，也規定了監護人的角色。同時，新法也要在隱私權與個人信息保護之間尋求更好的平衡。

家長角色在未成年網絡保護制度落地中，居于核心地位

與會專家反復強調在未成年人保護“社會共治”協作模式中，家長行為表率是具有核心作用的，而不是簡單“打板子”到互聯網平臺身上。

張超認為在“防沉迷”的社會責任上，需要強調家長的網絡素養，以身作則，正確引導。

滕素芬處長提出：調查報告的數據顯示，因為家長網絡素養低，學校網絡技能教育不到位，高達65.6%的未成年人網民是通過自己的摸索掌握上網技能的，這就導致青少年自我保護意識不強、行為會有偏差。因此，她呼吁：“要加強網絡素養和教育方式研究，明確新時代的青少年網絡素養的內涵，同時，網絡素養的標準要拓展到全民，特別是家長?！?

針對家長網絡素養與教育行為如何從法律上進一步規制的可能，以及規制的社會成本與技術條件為何，如何從道德倫理上引導和界定家長的網絡教育和保護責任，如何從社區共治的互動中創新出一種柔性的治理模式，如何與正在審讀中的《家庭教育法》進行銜接、加強各部法律之間的配合等問題，與會專家進行了認真討論。

從產品、運營、內容等多方面探索未成年人網絡保護

專家們一致認為，“網絡保護”專章許多條款的落地，需要互聯網平臺企業的配合。

張超律師總結了四個方面的具體需求：一是在“網絡沉迷”治理方面，一些平臺的“青少年模式”的設計與效果都不錯，需要進一步優化推廣；二是處理以偽裝方式出現的不良信息，需要技術精準識別與攔截；三是嚴格處理個人信息保護范圍的擴大；四是網絡服務提供者發現有侵害未成年人權益情況時，有報告義務。

互聯網平臺可以從產品、運營、內容等多方面入手，全方位完善未成年人網絡保護體系，服務未成年人的健康發展。

資料圖來源：網絡傳播雜志

談及平臺責任，與會的抖音未保內容運營負責人介紹，抖音一方面通過完善和創新“青少年模式”、“時間鎖”、“親子平臺”等產品功能，從時間管理、權限管理、消費管理層面，幫助未成年人養成合理、安全用網的意識和能力。同時，通過DOU知計劃、DOU藝計劃、都來讀書等項目，號召和激勵平臺創作者積極創作有利于未成年人成長的科普、藝術、文化等內容，打造適合未成年人觀看的優質內容池。另一方面發起包括學術機構、媒體等多方參與的"未成年人網絡權益保護專線"專項行動，探索建立一套多方有效協同的工作機制，保護未成年人網絡權益，服務未成年人網絡素養提升和全面發展。

發達國家未成年人網絡保護實踐經驗應“選擇性借鑒”

華東師范大學傳媒學院副教授潘妮妮介紹了部分發達國家在傳統未成年人保護和互聯網時代未成年人保護立法實踐領域的做法。她得出4點結論：

一是在傳統的“未?！鳖I域，西方有較為穩定的財政支持渠道和社會心理輔導“基礎設施”，但也帶來官僚主義的依賴性，中國在借鑒時需注意克服；

二是在“移動互聯”時代，中國的“網絡保護”立法顯示出較鮮明的積極保護與消極保護并重的特色，積極保護內容大有文章可做；

三是關于文化產品市場的管理和治理的思路上，西方多采取的是一種事后經濟懲罰手段，重點指向企業，容易產生對抗，這并不完全適合于我國的文化產品再生產規律；

四是在未成年人保護中，中國互聯網平臺企業的技術創新優勢和投入能力非常重要，但要與社會各界協作落地才能發揮更大的作用。

中國傳媒大學媒介與公共事務研究院鄶穎波副院長指出，6月1日即將實施的《未成年保護法》“網絡專章”17條，體現了我國對如何建立未成年人網絡保護體系，已具有了整體的理念與規劃，具備了開辟自主創新道路的能力。盡管現實中難點還是很多，情況比較復雜，但政策上具有統籌性、前瞻性與可持續性的優勢，同時互聯網平臺企業有能力在未成年人保護所需的產品、功能、內容等方面持續創新。

到會專家們呼吁積極營造普法氛圍，相關部門開展執法檢查，推動未成年網絡保護實施條例細則出臺，用更加精細化的條款，讓下一步的監管執法更加具備可操作性，增強法律實施的效果。

北京大學國家戰略傳播研究院王維佳研究員強調要從兩個層面，即技術與案例層面和產業經營邏輯層面，來思考“保護體系”的可操作性。

北京大學法學院戴昕副教授則在發言中強調關于“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法律規范與規制中社會損失如何最小化問題。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林凌副研究員指出廣大青少年不僅是被動的“信息接受方”與“受保護者”，在很多情況下他們也是文化產品創造過程的積極參與者、扮演著“二次創作者”的角色。

以上都對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提供了更加廣闊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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