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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公眾號5月6日消息，近期，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將公布，人口問題尤其是老齡化問題再次引發社會廣泛關注。人口老齡化不斷加深，會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產生深刻影響。今年公布的“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除了人口老齡化這個長期問題，目前，我國還面臨疫情帶來的周期性沖擊。長短期問題疊加，二者如何相互影響？又會對經濟造成多大的沖擊？我們應該如何應對？

在近期召開的2021·金融四十人年會暨專題研討會“新發展階段：開局和展望”上，CF40學術委員、中國社科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蔡昉就上述問題發表“阻斷長期趨勢與短期沖擊間的關聯”的主題演講。

作為長期研究人口問題的專家，蔡昉指出，2010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到達峰值，形成老齡化的第一個人口轉折點引爆點。與之伴隨的是，我國經濟遭遇了供給側沖擊，但當時需求因素保障了經濟潛在增長率的實現。而接下來，在2025年之前，中國會出現總人口峰值，這是老齡化的第二個轉折點。

蔡昉在2021·金融四十人年會上 發表主題演講 圖丨“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公眾號

他預期， 下一次的總人口峰值前后，我國經濟將會遭遇嚴重的需求側沖擊。部分由于供給側沖擊轉化為需求側沖擊，如出口必然出現沖擊，投資意愿越來越弱；部分由于老齡化趨勢正在通過所有年齡段、全生命周期影響消費增長。短期沖擊方面，新冠疫情導致的周期性失業仍然存在，復蘇瓶頸在就業、收入、消費等環節皆有體現，需求側條件受到掣肘。

“目前的關鍵問題在于，這一需求側沖擊會不會因為新冠疫情這一周期性沖擊而提前到來。” 蔡昉說， 我國當前的V字形復蘇尚未完成。 未來的發展趨勢可能會因為這一次的周期性沖擊而發生改變。“我們當前的重要任務，就是確保需求側條件不要成為長期增長的制約因素。”他說。

那么，該如何入手阻斷長期趨勢與短期沖擊間的關聯？ 蔡昉認為，應從長與短和供與求入手“阻斷”關聯，具體主要有三方面政策建議：

第一，防止資源配置的僵化與退化。要允許“創造性破壞”帶來的市場出清，要穩定制造業比重，避免產業結構向生產率降低的方向變化。

第二，加大再分配力度，建立中國特色福利國家。中國已經進入福利國家建設的最關鍵時期，而從當前緊迫需要解決的消費復蘇問題，以及應對老齡化給居民消費帶來的嚴峻挑戰入手，正是長與短的結合。

第三，雖不能指望生育率的根本性回升，但仍需進一步完善生育政策，特別是加快推進自主生育仍然是有意義的。最緊迫的問題就是努力在降低孩子的生育、養育和教育成本方面，推出真金白銀和精準到位的硬措施。同時，我們還必須學會跟老齡化共舞。”

演講全文如下：《“阻斷長期趨勢與短期沖擊間的關聯”》

短期沖擊或致慢變的長期趨勢提前兌現

“阻斷長期趨勢與短期沖擊間的關聯”，這一命題如何產生？我們知道，在過去的金融危機、經濟衰退或其他類型的短期沖擊發生之后，原本朝某一個方向發生變化的長期趨勢會因短期沖擊發生變化，這種變化不一定是中斷，也可能是加速。

事實上，短期沖擊導致慢變的長期趨勢提前兌現是一個規律性現象，因為危機有強化弱點和市場出清的功能。 比較典型的例子，是美國前財政部長、哈佛大學教授薩默斯提出的“長期停滯”，其實很久以來世界經濟都趨向這一新常態，但2008年金融危機使長期停滯成為實實在在的現實，即以老齡化為背景的低通脹、低利率、低增長、高負債的狀態和趨勢。

早在1937年凱恩斯就提出過人口停滯會導致經濟災難，1938年漢森也表達了與凱恩斯相近的意思，且第一次提出了“長期停滯”這一概念。在漢森看來，長期停滯是一種長期的歷史性趨勢，除非國家能夠改善收入分配狀況，但他認為改善收入分配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有趣的是，漢森曾是羅斯福新政時代的政府經濟顧問，但他并不知道羅斯福新政會改變美國的收入分配，福利國家由此建立；凱恩斯也沒有看到在幾年以后的1941年，英國出了《貝弗里奇報告》——社會保障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著作。總的來看，兩位經濟學家都預期了長期停滯的發生，但是當時美英兩國著手福利國家的建設，把這一長期趨勢延后了，導致長期停滯并未發生。

在宏觀經濟研究領域中存在所謂的“延滯效應”（hysteresis），即一個時期的潛在經濟增長能力與此前的歷史發展相關，尤其與各種周期性的中斷有關。日本是最值得引以為鑒的例子。觀察過去這些年日本的長期增長曲線可知，無論是潛在增長率還是實際增長率或人口總量，都呈現下行的趨勢。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日本泡沫破滅造成短期沖擊，與此同時，日本遭遇第一個人口轉折點，即勞動年齡人口到達峰值并自此進入負增長。二者同時發生后，日本潛在增長率開始大幅下降。2007年，金融危機開始出現，日本同時遭遇人口總量到達峰值并自此進入負增長的第二個人口轉折點，形成長期趨勢與短期沖擊間的第二次相遇。從這之后，日本經濟不僅到達過負五點幾的增長速度，更是經常表現出“負增長缺口”，即實際增速低于潛在增速。

日本這個例子有著比較直接的借鑒意義，因為日本的例子不僅形成了“日本病”，也發展成了“日本化”，變成了長期停滯現象的一個典型代表。2019年9月，薩默斯提出，美國與日本化（零利率）的距離，只有一次危機或一次嚴重衰退之遙。而幾個月以后，新冠肺炎疫情就讓他“如愿以償”了。

長期趨勢：老齡化趨勢影響全生命周期，制約消費增長

長期趨勢是什么？是人口。

我們已經看到的是，2010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到達峰值，形成老齡化的第一個人口轉折點引爆點。接下來，不會超過2025年，中國又會出現總人口峰值，也就是老齡化的第二個轉折點或引爆點。

勞動年齡人口達到峰值之后，我國經濟遭遇了供給側沖擊。我們預期，下一次的總人口峰值前后，我國經濟將會遭遇嚴重的需求側沖擊。目前的關鍵問題在于，這一需求側沖擊會不會因為新冠疫情這一周期性沖擊而提前到來。

總的來看，2010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到達峰值并開始負增長，逆轉了勞動力供給、人力資本改善、資本回報率以及資源重新配置，導致潛在增長率下降。有意思的是，圖1中的潛在增長率曲線大概是2012年時估算出來的，但觀察潛在增長率曲線與實際增長率曲線可知：2010年之前的數據都是歷史數據，二者尚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2011年之后的數據都是預測的，二者的軌跡反而完全一致。這并不只是說明我們當時對于潛在增長率的預測是準確的，而是說明在2011年之后，我國在經濟增長減速的過程中并沒有遭遇需求側沖擊，需求因素保障了潛在增長率的實現。但是，即將來臨的下一個轉折點，可能恰恰就是來自需求側的沖擊。

圖1 近年我國實際增長率與潛在增長率

事實上，需求側的沖擊也可以因供給側轉化而來，比如比較優勢下降導致出口沖擊，投資意愿也越來越弱，增長減速也會減緩收入增長，造成消費不振。老齡化的第二個人口轉折點越來越加劇對居民消費的抑制。總的來說，老齡化通過三個效應產生抑制消費的影響。一是人口總量效應。人口就意味著消費者，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人口增長快，消費就會增長快，人口負增長，消費也許就會負增長。二是收入分配效應。富人的邊際消費傾向低，窮人的邊際消費傾向高，如果收入兩極分化，總消費傾向就低了，就會發生過度儲蓄。三是年齡結構效應。老齡化趨勢的不斷發展將會直接導致抑制消費的自然傾向，對此我們可以利用一項城鎮住戶調查數據做出分析。

我們來觀察圖2，認識這些效應。如圖所示，勞動收入只有在20-60歲之間的勞動人口中產生，而消費卻是終身都在發生。但是數據顯示，青少年時期的消費反而最高，因為老齡化趨勢意味著孩子的稀缺，這時候稀缺規律就會發生作用，不僅使父母、祖父母樂于為孩子花錢，也引導市場和社會把孩子的養育和教育成本大幅提高。但是，孩子的人數卻不斷減少，不足以支撐消費增長。在勞動年齡人口創造勞動收入的階段，因為需要繳納養老保險，同時需要做預防性儲蓄，還要給孩子花錢，所以這一階段的真正消費一點都不高。正在工作的中年人，一方面，因為其繳納的養老保險是現收現付，相當于直接支付給了現階段的退休人員；另一方面，因為知道人口撫養比正在發生變化，目前的中年人將來退休時養老保險可能不再是相同模式，因此他們還需要做預防性儲蓄，進一步影響消費。老年人的收入水平低、邊際消費傾向低，因此他們的消費自然不高。可見，老齡化通過所有年齡段即全生命周期影響消費增長，這就是我們未來可能遇到的情況。

圖2 分年齡勞動收入與消費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