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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印度、越南等國發起的對華貿易救濟案，代理客戶處理相關國際貿易中海外客戶欠款問題等，2020年，盈科WTO/國際貿易救濟中心貿易救濟業務同比提升約40%。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加之國際環境日趨復雜，國際投資貿易與民商事糾紛不斷增多。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拓展國際法律服務？涉外法律服務律師可以發揮哪些作用？如何構建常態化國際法律服務機制？近日，《法治日報》記者就此采訪了相關專業人士。

律所貿易救濟業務增多

2020年10月，盈科WTO/國際貿易救濟中心代理的中國進口玻璃容器案在應對美國反傾銷、反補貼（“雙反”）調查中取得完勝，使我國對美出口的玻璃容器產品得以免繳56．53%至576．21%的反傾銷、反補貼稅，保住了年出口額超過3．7億美元的美國市場。

“這是6年多以來，中國企業在美國對中國發起的‘雙反’調查中首次贏得無損害裁決。”盈科WTO/國際貿易救濟中心主任張軍告訴記者，此案的完勝歸功于2019年前期開展法律服務工作奠定的基礎。

張軍告訴記者，隨著我國“一帶一路”倡議的不斷深化以及2020簽署的RCEP、中歐投資協定如期生效，我國牽涉的反傾銷、反補貼、國際貿易糾紛以及與海關事務有關的涉外法律問題越來越多，涉外律師高水準的專業細分對于糾紛的順利解決起到了關鍵作用。

“2020年，我們代理了中外合資公司中持股較少的鄭州某貿易公司抵制境外某公司強硬收購案，申請合同約定的香港仲裁中心向境外公司下達臨時禁令，為爭取合法權益贏得寶貴時間。同時，代理鄭州某公司在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最終，境外公司提出和解，鄭州某公司得以在合資公司中繼續行使股東權利。”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員、高文律師事務所合伙人王正志認為，在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和更高水平對外開放過程中，法治建設和國際法治領域合作尤為重要，仲裁律師發揮的作用不可或缺。

專業服務支持跨國經營

推進我國商業銀行跨國經營，迫切需要律師提供專業法律支撐。

“2020年國際資本債券市場利率走勢有利于境外發債，但債券融資必須以當地金融機構為主體，可當地機構受疫情影響不能正常工作。”天達共和律師事務所管委會成員邢冬梅說，銀行金融業的并購風險一直較高，特別是金融的屬地監管體系導致國別法律風險相對突出。受地域流動的限制，天達共和律所充分發揮網絡體系優勢，將需要在當地做的業務委托給相應地域的法律服務機構代為完成。目前，這樣的合作機構已經有數十家。

據介紹，2020年，天達共和律所不僅協助境外機構在中國做境外金融業務，也幫助國有控股的境外金融機構在中國發銀團貸。疫情助推各方接受電子簽名，線上交流等方式也被絕大多數國外律師所接受。

“近期，天達共和律所在日本的國際法律服務團隊正在向日本法務省申報恢復東京國際法律服務辦公室。疫情推動了律所進行改革，加上中歐投資協定、外商投資法實施等政策紅利，國際法律業務應該有很大市場。”邢冬梅認為，疫情之下的海外金融并購法律服務面臨更多挑戰，律師既能在正在進行的交易過程中通過加強風險控制措施預設防火墻，還能充分運用涉外爭端解決經驗保護中國企業的合法權益，助力中資金融機構海外發展。

新形勢下機遇挑戰并存

“律師開展國際法律業務，除了語言之外，更重要的是了解客戶的思維方式和工作模式，理解中西文化和商務規則的不同，以國際客戶熟悉并認可的方式提供法律服務。”遼寧法大律師事務所外企法律顧問鐘新認為，擔任涉外企業法律顧問的律師發揮著“企業外交官”的作用。

北京外國語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貿促會聯合國貿法會觀察員專家團成員王文華告訴記者，化解國際投資貿易糾紛及其他民商事糾紛時，容易出現要求中資企業多承擔賠償、補償等法律責任的情況，如何解釋好、用好不可抗力等相關條款，有理有利有節地維護企業、組織及個人的合法權益，是當下涉外法律服務律師面臨的最大挑戰。

“疫情結束以后出現的國際糾紛，更多的是涉及多個領域的復合性難題，需要律師具備更為廣博的知識、更為精深的法學理論與實務功底、更強的解決問題能力。”王文華認為，華為、中信等公司所涉案件充分說明，需要高度關注國際商事活動的刑事法律風險，涉外律師應當具備為當事人提供引渡、刑事司法協助、涉外法律咨詢、翻譯等多方面法律服務的能力。

據統計，2020年，我國律師事務所在境外設立分支機構近130家，能夠承擔涉外法律服務業務的律師達到近萬名。

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法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孫南翔建議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法律服務機構，培育具有國際聲譽的仲裁員、調解員及涉外律師隊伍，培養一批高度職業化的法律服務工作者；加快推進域外法律職業共同體建設，特別是加強與國際頂尖仲裁機構、調解機構及律所的交流與合作，攜手推動公平、公正、法治化國際營商環境建設。

本報記者 趙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