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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為進一步深入學習宣傳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推進用黨的創新理論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把制度優勢更好地轉化為治理效能，中央網信辦與光明日報社共同組織“實踐新論”網上理論傳播專欄，陸續在光明網推出系列理論稿件和新媒體作品，解析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內在邏輯，敬請關注。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要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完善社會救助、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優撫安置等制度，健全農村留守兒童和婦女、老年人關愛服務體系。在我國慈善事業的發展進程中，2016年全國人大制定并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以下簡稱《慈善法》），為我國慈善事業健康發展提供保障。它開宗明義地明確了發展慈善事業、弘揚慈善文化、規范慈善活動、保護慈善參與者合法權益，進而促進社會進步、共享發展成果的立法宗旨，為慈善事業的全面轉型與發展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據。

《慈善法》實施四年來，極大地激發了社會成員的慈善意識和參與熱情，促進了大眾參與的社區慈善與網絡慈善，推進了慈善組織與慈善活動的不斷規范，提升了包括款物捐獻與志愿服務在內的社會資源動員能力，也開創了各種新型慈善活動形態及其與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及公共服務等相融合的創新性局面。目前，我國的慈善事業正在從傳統走向現代、從少數人參與走向大眾化，證明了《慈善法》的制定與實施具有特別重大的時代意義。

然而，我國的慈善事業在總體上還處于發展滯后狀態，并集中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一是被認定為慈善組織的數量比較有限。全國從事慈善及公益活動的社會團體數以十萬計，但截至2020年6月30日，全國登記認定為慈善組織的只有7169個，不到總數的1%。二是慈善資源動員能力有限。2019年全國每年接收的捐贈款物額僅有1000億元左右，以慈善捐獻為表現形態的第三次分配在國民收入分配體系中的體現比較微弱。三是應急協調能力有限。疫情防控期間慈善領域暴露出來的信息披露不足、款物處置遲緩、協調機制缺乏、政府管制失當等問題，引起了社會廣泛討論，影響了慈善事業正常功能的充分發揮。

慈善無國界，但慈善事業有國界。一方面，慈善事業建立在社會成員自愿捐獻的基礎之上，只有尊重所在國家的倫理道德與文化傳統，才能產生社會共鳴、達成社會共識，進而使慈善事業成為大眾參與的社會事業。

另一方面，慈善之所以在當今世界成為一項偉大的社會公益事業，關鍵在于它不再是零星的、傳統的愛心善意，而是基于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社會結構變化與社會分工發達的要求，不斷成就的有規模的、專業化的社會資源配置行為，因此需要有相應的制度安排提供有效支撐。包括財政、稅收制度，收入分配制度、民生保障制度、社會治理制度等均會對慈善事業的發展產生直接影響，如果這些制度對慈善是接納與鼓勵的，則慈善事業必定能夠得到發展，反之，慈善就只能停留在零星的慈善活動而不可能成為自發的社會事業。

有鑒于此，我國現代慈善事業發展需要依托“兩個尊重”：尊重現代慈善事業的客觀發展規律；尊重中國的國情。不能以規律為由脫離國情，也不能以國情為由扭曲規律。現代慈善事業的客觀規律主要表現在志愿性、公益性、平等性、社會性以及法治與自治相結合上，中國國情的特殊性則主要表現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走共同富裕的發展道路并具有自己的文化傳統和各具特色的制度安排。要促使我國慈善事業獲得大發展，必須將這兩個尊重有機地融合起來，再在此基礎上尋求適合國情的慈善事業發展之路。

中國慈善事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有機組成部分，需要在國家現代化與共同富裕的進程中確立自己的定位并發揮自己的獨特功能。只有如此，才能走出中國慈善事業發展的新路，才能持續不斷地促使慈善事業發展成為一項不可或缺的宏偉的社會事業。

一是要明確中國慈善事業發展的合理定位，即是中國基本經濟制度、民生保障制度、社會治理制度的有機組成部分。

慈善事業是中國基本經濟制度的有機內容。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決定》明確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既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又同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是黨和人民的偉大創造。《決定》還強調，重視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發展慈善等社會公益事業。可以說，慈善事業是一種立足于第三次分配基礎之上的混合型分配機制，能否在再分配調節機制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至關重要。

慈善事業是中國社會保障或民生保障制度的有機內容。眾所周知，扶貧濟困、養老哺幼、助殘恤孤、服務社會和助力各項公益事業發展，是現代慈善事業發展的出發點，也是其歸宿。這決定了慈善事業作為一種自愿的共享機制，與作為強調性的共享機制即法定社會保障制度的內容與功能幾乎具有一致性。如何在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中促進慈善事業與社會保障制度，特別是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及特殊群體權益維護有機結合，對于慈善事業的發展至關重要。

慈善事業是中國社會治理制度的有機內容。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基石，我國的現代化建設需要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共同體，社會成員需要有參與社會建設并發揮作用的途徑，慈善事業是十分有效的橋梁與載體。能否在社會治理體系中擔當起相應的責任，對慈善事業的發展至關重要。

二是要明確中國慈善事業健康發展的方向，即是加快完善與慈善相關的法律政策體系和高度重視有中國特色的慈善事業的發展。

如果對慈善事業的上述定位具有共識，就應當為慈善事業的持續發展創造良好的法律政策環境。在這方面，有兩個重要方向值得努力：一是將《慈善法》中的促進政策具體化。《慈善法》遵從了我國立法的慣例，雖原則性較強，但操作性偏弱，其中許多條文需要有具體的政策才能真正落地，如房屋捐贈、慈善信托、慈善服務、稅務支持、財政購買服務等，均需要明確的、具體的、便捷的政策規制才能落地。二是加快完善明確的慈善監管政策。《慈善法》的根本宗旨是促進慈善事業發展，政府監管的職責重在服務，評價慈善監管的核心指標應當是慈善組織的發展情況與慈善資源的動員能力以及公眾參與慈善事業的滿意度。因此，需要進一步確立依法監管、法治與自治相結合的原則，強化監管隊伍建設與能力提升，改進監管中存在的損害慈善組織自治權益等不足，真正構建積極的監管制度體系。此外，還需要將提供公共服務納入慈善監管范疇，真正激發社會各界參與慈善、慈善組織自主發展的活力。唯有如此，蘊藏在我國民間潛力巨大的愛心善意才能持續不斷地釋放出來，慈善事業對于國家現代化才能做出更多、更好的貢獻。

近幾年來，我國慈善事業的發展進步主要體現在社區慈善、網絡慈善和以慈善信托為代表的家族慈善等方面，充分體現了我國慈善事業發展的特色。

社區慈善得到快速發展。社區是社會的根，人離不開社區，社區慈善往往與基層政權建設和群眾自治組織有機結合，不僅符合中華鄰里互助的傳統與現行體制，而且暢通了社會成員參與社區治理的途徑，增進了社會團結，進而可以為國家治理奠定穩定的根基。因此，我國應當將社區慈善作為慈善事業發展的重要方向，大力培育社區型慈善組織，鼓勵社會慈善機構直接抵達社區或者透過社區慈善組織直接服務于社區居民。

高度重視網絡慈善的發展。伴隨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騰訊公益、阿里巴巴公益及水滴籌等日益活躍的線上慈善組織表明網絡已經成為我國慈善事業發展的重要途徑與有效載體，其代表的是公眾參與慈善的廣度與深度，應當引起高度重視并通過完善相關政策及服務來促使網絡慈善持續發展。

重視促進家族慈善的發展。家族慈善符合中華傳統，而家族慈善基金會與慈善信托將是適合家族行善代代相傳的合理選擇，應當認真研究中國的家族財富發展軌跡與傳承文化，為家族慈善事業的發展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與社會氛圍。

建設好以慈善總會為代表的樞紐型慈善組織。今年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的慈善行動揭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事實，就是我國慈善事業的發展離不開樞紐型慈善組織的帶動。如中華慈善總會到各地的慈善總會，都是既能募捐又直接提供服務的綜合性慈善組織，它們與政府主管部門具有較為密切的關系，更形成了上下左右聯動的合作機制。這次抗疫期間中華慈善總會、湖北省慈善總會等機構就得益于這種平時建立的合作機制，對善款善物給予了及時、高效的處理，并得到了公眾和主管部門的高度認可，因此，應當總結這類經驗，以推動慈善事業健康持續發展。

《慈善法》的實施為慈善事業的發展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據，持續發展的國民經濟與不斷增長的社會財富積累已經為慈善事業的發展奠定了日益豐厚的物質基礎。我們要進一步明確慈善事業的定位，找準發展方向，并據此加快完善相關政策支持體系、積極引導公眾參與，推動中國慈善事業進入全面發展的黃金時代。

(作者：中國社會保障學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鄭功成)

(漫畫：張建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