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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底，珠峰極寒的冬季來臨，偵察組的任務基本完成，大部分隊員離開珠峰，只留下氣象組、水文組、電臺組的十幾名工作人員繼續在山區工作。那時，偵察組隊員們還不知道，向他們熱情告別的蘇方人員，很快就要從自己主動提議的中蘇合登珠峰活動中退出了。

1958年，氣象人員在大本營設立氣象觀測箱。

叛亂與變卦

按照中蘇聯合攀登珠峰的計劃，1959年雙方應共同到西藏試登。這年年初，中方全體人員率先抵達拉薩，開始了新一輪的集中訓練。

此前，登山隊已經由全國總工會劃歸國家體委。這次進藏前，體委任命了史占春擔任中蘇聯合登山隊隊長、中國隊隊長，許競任登山隊中國隊副隊長。兩人從中國第一支登山隊成立時起，就都是骨干人員。

1959年2月4日，當翁慶章隨兩人及最后一批登山裝備、食品抵達拉薩當雄機場時，二次進藏的他立刻感覺到當地的局勢比起1958年底緊張了許多：上一次護送偵察組時，西藏軍區只派了一個班十來個戰士，這一次卻是兩輛裝甲車一前一后護著他們的小車隊。詢問之后才知道，原來拉薩附近的匪情加劇了，以貢布扎西為首的武裝叛匪，經常毀壞橋梁，伏擊汽車，對拉薩到林芝以及通往山南的交通造成了嚴重障礙。

翁慶章告訴記者，原本，登山隊每天在拉薩進行越野長跑等體能訓練，還到附近山區訓練運動員對高山惡劣自然條件的適應能力和冰雪作業技能。由于時局趨緊，體能訓練改在拉薩市內的軍區大院內進行，運動員在念青唐古拉山區的野外訓練也匆匆結束。

不久，為應對緊張的局勢，西藏工委指示，拉薩市內的干部職工共同成立民兵團。100多人的登山隊紀律嚴明，且早就經過射擊訓練，連武器配備都是現成的，特殊的局勢下，登山隊伍很快變成了頗具戰斗力的民兵連，每天同時進行體能訓練和軍事訓練。

翁慶章回憶說，當時登山隊住在布達拉宮附近的交際處，后門距離軍區大門大約八九十米，進入3月初，山雨欲來風滿樓，他們還用了好幾天時間，挖了一條通往軍區大院的地下交通壕，隊員們日夜輪流站崗巡邏，完全是戰備狀態。中央新聞電影制片廠隨登山隊進藏的攝影師沈杰那時也在拉薩，后來他在《我的足跡》一書中這樣寫道：

“拉薩各機關干部白天夜里都在修筑防御工事準備自衛，拉薩街頭和公路上已經看不到我們的車輛，拉薩好像是叛匪的天下了。”

果然，3月10日，西藏上層反動分子公開發動叛亂，叛匪們明目張膽地包圍西藏工委和軍區機關。3月20日凌晨，拉薩武裝叛亂的槍聲響起，上午10時，解放軍開始全面反擊。激烈的槍炮聲中，一顆炮彈落在了登山隊所在的交際處大門口，炸傷了一名解放軍機槍手，翁慶章和其他幾個登山隊員趕緊抬著擔架去救傷員。“抬著擔架穿過大約兩個籃球場長度的院子，只聽得子彈在頭頂呼嘯而過，別的什么也管不了……”今年已經88歲的翁慶章，至今仍覺得難以置信，致力于攀登珠穆朗瑪高峰的國家登山隊，竟然親歷了一場平叛斗爭。

3月22日，占據布達拉宮的叛亂分子投降，解放軍進入布達拉宮。由于解放軍駐拉薩的人數有限，登山隊民兵連還承擔起了搜索布達拉宮和押運俘虜的任務。直到4月初，考慮到合登珠峰的任務還要繼續，史占春隊長宣布，登山隊大部分人員離開拉薩轉到新疆訓練。

與此同時，中央不得不通知蘇聯方面，為了運動員的安全，建議中蘇聯合攀登珠峰活動暫緩，一旦問題得到解決，立即恢復登山。按照預定計劃，蘇方隊員將于3月下旬在拉薩與中方會合。蘇聯運動健將、蘇方隊員之一菲里莫洛夫曾在1991年撰文回憶：“原定1959年3月22日乘專機，蘇聯登山隊一行及物資由莫斯科飛北京。就在動身的前一天，蘇體委緊急通知……任務取消，原因未說……”已經整裝待發、躊躇滿志的蘇聯運動員們頓時一片驚愕，失望不已。幾天后，他們看到中國西藏的新聞，才明白個中緣由。

直到這時，菲里莫洛夫和他的隊友們還以為任務只是暫時推遲了，孰料，由于兩黨關系的惡化擴大到政府層面，他們征服世界第一高峰的愿望，竟就此徹底破滅了。

1959年秋天，隨著西藏局勢趨于穩定，中方從10月開始多次邀請蘇方來北京繼續商談合登珠峰一事。但此時，蘇方卻一反過去的積極態度，幾番推脫，閃爍其詞。直到1959年11月24日，蘇方的兩名代表才姍姍來遲，抵達北京。

雙方會談時，兩名代表借口技術上準備不夠，稱1960年繼續執行攀登珠峰的任務有些勉強，建議把正式攀登珠峰任務推遲到1961年或1961年以后。考慮到我方已做了大量準備工作，尤其是修筑日喀則至珠峰山下的公路耗資甚多，此前，還特意與西藏聯系過請地方維修保養公路，以確保1960年春天登山期間公路暢通。我方便讓步提議，1960年不正式攀登也行，可以先讓雙方隊員在珠峰地區活動適應，可惜，蘇方的態度仍是一味推脫。

事實上，當時中蘇關系已經走向決裂，只是還沒有公開化。早在這一年6月，蘇聯就單方面撕毀了中蘇《國防新技術協定》，拒絕向中國提供原子彈的教學模型。推脫登山一事，其實也是蘇聯高層顧忌政治因素而已。當年參加中蘇雙方會談的翻譯周正就曾告訴翁慶章，蘇方代表、也是原擬擔任蘇方登山隊長的庫茲明私下聊天時透露，“此次合登珠峰機會難得，運動員都愿來”，只要上層同意，隊員一周便可集中，兩個月可以訓練完畢。

既然蘇方態度如此，最初由蘇方提議、一波三折的合登珠峰活動，注定無法繼續了。

“我們自己干！”

1959年10月20日，賀龍把體委副主任黃中、登山隊隊長史占春等人請到辦公室，問大家：“如果蘇聯不參加，我們自己攀登珠穆朗瑪峰有成功的把握嗎？”史占春回答：“在攀登方面有困難，我們可以盡力去克服。有個最大的困難是我們缺少登8000米以上的高山裝備。”

按照中蘇原先的協議，高山裝備、高山食品由蘇方負責，眼下要自己單獨攀登，蘇聯顯然不可能再支援，可國內目前還不能生產這種裝備，怎么辦？賀龍提議：“我們可以到國外去買！你們搞一個預算，我們給劉少奇主席寫報告，請他批外匯。”接著，他又給大家鼓勁兒：“他們不干，我們自己干！任何人也休想卡我們的脖子。中國人民就是要爭這口氣，你們一定要登上去，為國爭光。”

1959年的中國正處于三年嚴重經濟困難時期，但國家體委致函國家計委、外貿部申請70萬美元外匯后，還是很快得到了劉少奇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的批準。1960年元旦剛過，史占春和翻譯周正就趕赴瑞士采購了高山帳篷、鴨絨夾層登山服、鴨絨睡袋、高強拉力的尼龍繩、氧氣裝備及便攜式報話機等裝備。采購完成，如按常規商貿往來，還得走海運回國，但時間不等人，珠峰每年上半年適合攀登的時間只有短短兩個月。為了趕時間，體委請民航協助，包租了一架專機從北京直飛捷克首都布拉格，加班加點才在3月20日運回了6噸重的高山裝備。

值得一提的是，史占春等人在瑞士的一家登山和滑雪裝備商店采購時，竟無意中得到了一個重要信息。瑞士店員指著不遠處的另兩名亞洲顧客說，他們是印度陸軍登山隊的采購人員，印度也正準備1960年從南坡攀登珠峰。

史占春一聽，頓感責任更大，任務更加艱巨。事后，他告訴翁慶章，當時就下定了決心，這次非上去不可！

獲此消息后，史占春很快通過使館報告國內，不久，中國駐印使館也確認了這一消息。那時的國際關系狀況是，中蘇走向決裂，蘇印頗為友好，如今，中國、印度一北一南同時攀登珠峰，無疑是一場特殊的競賽。

抱著爭一口氣的決心，1960年3月19日，中國珠穆朗瑪峰登山隊順利抵達了一年半前偵察組選定的大本營營址。從日喀則到珠峰山下，當年的偵察組20余人艱難跋涉走了15天，這一次，沿著新修的公路，人數數十倍的登山隊乘車只花了3天。

這支平均年齡僅24歲的214人登山隊中，運動員約八九十人，其他隊員全是氣象、電臺、醫務、新聞媒體、后勤等幕后保障工作人員。其中的十幾名氣象、水文和電臺工作人員，并沒有和大部隊一起，而是已經在山里堅持工作了一年多。幾百天的時間里，他們在含氧量大約只有平原地區一半的地帶，風雨無阻，每天定時放飛探空氣球收集高空氣象數據，每隔幾個小時采集室外百葉箱內的記錄，通過無線電臺收錄來自北京、拉薩等地與珠峰大氣環流相關的信息，再由繪圖員作圖，預報員預報、記錄……幾乎與世隔絕的生活，都只為了給正式攀登時提供最可靠的天氣預報。

翁慶章此次擔任醫務組組長，攀登珠峰期間，大本營設立在5120米的高度，他則常駐在海拔6400米的醫務站，有時為了給隊員看病，還要登上更高的海拔。他告訴記者，6000多米的高海拔地區，白天也是零下20攝氏度左右，太陽一偏西，氣溫很快降到零下30攝氏度左右，即使在帳篷里，呼出一口氣也會立刻結冰。喝水得鑿冰燒水，氣壓低，燒開一鍋水至少需要兩個小時。吃飯，常常沒胃口，這是正常的高原反應，每天早晚兩小碗稀飯或面條就像完成任務。

不管是氣象組，還是醫務組，他們的工作都是幕后的，但在翁慶章看來，奔波在前線、同屬于運動員的運輸隊員，更是默默無聞的無名英雄。他說，國外探險家登山時，常常雇傭當地民工幫忙運輸帳篷、鍋碗瓢盆、食品等保障物資，而中國此次登山隊，承擔運輸任務的是登山運動員。運動員分成突擊隊員和運輸隊員，后者每人常常負重二三十公斤，將物資運到一定高度后就返回大本營，以便讓突擊隊員盡量輕裝上陣，成功登頂。“沒有人有任何怨言，也沒人覺得苦，大家想得都很簡單，一切只為了完成征服世界最高峰的任務。”

三次適應性行軍

3月24日，珠峰大本營，史占春隊長和登山隊員們一起，制定了征服珠穆朗瑪峰的計劃。根據國內外高峰探險的經驗，他們決定在正式突擊峰頂前，先進行三次適應性行軍，一方面讓隊員們逐漸適應高山環境，另一方面，在沿途不同海拔高度建立起高山營地，同時將必要的物資和裝備運上去，以備正式攀登時使用。

第一次行軍，從大本營出發，到達海拔6400米的地方，然后返回大本營休整。

第二次行軍，從大本營上到海拔7600米的高度，同時打通攀登珠峰的第一道難關——北坳路線，然后返回大本營。

第三次行軍，從大本營攀登到海拔8300米，偵察突擊頂峰的路線，并建立最后一個營地——突擊主峰營地，如果條件成熟可爭取登頂。

第二天，如同氣象組的預報一樣，連綿的風雪停息了，珠峰迎來了第一個適合攀登的好天氣。中午12點，燦爛的晴空下，五星紅旗在珠峰大本營冉冉升起，全體登山隊員們背著背包，拿著冰鎬，開始向珠穆朗瑪峰挺進。踏著東絨布冰川的冰積石，穿過布滿冰雪裂縫、不時發生“冰崩”的冰塔區，27日傍晚，隊員們安全抵達海拔6400米。先遣隊員們已經在這里建好了高山營地，營地不僅儲備了不少高山物資，還設有電臺、氣象服務臺和醫務站，可謂溝通突擊隊伍和大本營的中轉站。

在6400米營地休息一夜，登山隊大部分隊員開始返回大本營，除了副隊長許競帶領的偵察小組。他們要繼續攀高，提前為隊友們打通珠峰的第一道難關——北坳路線。

北坳頂部海拔高達7007米，坡度平均在五六十度，最大坡度達70度，個別地段近乎垂直，像一座高聳的城墻屹立在珠穆朗瑪峰腰部。因坐落在珠峰及珠峰北側海拔7538米的北峰之間，看上去像個坳谷，故稱“北坳”。這里坡壁陡峻，積雪深不可測，幾乎每年都會發生巨大的冰崩和雪崩，一旦發生，千百噸冰巖和雪塊就如同火山噴發一樣勢不可擋，英國探險隊就多次在北坳受到冰雪襲擊。如此危險的地段，卻是從北坡登上珠穆朗瑪峰的必經之地。

3月28日，許競帶著偵察小組率先登上了北坳的冰坡。為防止跌下冰坡，他們用尼龍繩將幾個人串在一起，一個緊跟一個，小心翼翼向上攀登。攀至海拔6800米時，眼前出現了一道近乎垂直、高達20多米的冰崖。據1958年偵察組探路得知，攀上這道冰崖唯一的路是冰崖上一條縱直的冰裂縫。許競一行很快找到了那條深陷而狹窄的冰裂縫，裂縫寬約1米，坡度在70度以上，但比起近乎垂直的冰崖，還是容易攀登的。他們開玩笑地把這條路命名為“冰胡同”，休息片刻，便向冰胡同沖刺。

光滑的冰胡同沒有支撐點，幾個人就背靠“冰胡同”的一邊，雙腳蹬在另一邊，依靠全身的力量，一寸一寸向上移動。隨行采訪的新華社西藏分社記者郭超人在報道《紅旗插上珠穆朗瑪峰》中寫道：

“運動健將劉大義這天剛好感冒，體力比較虛弱，在攀登這個‘冰胡同’時連續三次從中途跌落下來，跌得他頭昏眼花，滿身疼痛。但他毫不氣餒，繼續進行第四次攀登，終于攀到‘冰胡同’的上端。”

天快黑時，偵察小組終于到達北坳頂端，完成了開路先鋒的任務。為了讓大部隊更順利地通過這條路，第二次適應性行軍前，許競又帶了一支修路隊率先出發，刨臺階、拉繩索、掛金屬梯……被他們平整過的北坳路線順暢多了，第二次適應性行軍很快勝利完成。參加此次行軍的77名運動員中，有40人都到達了7007米的北坳頂端，這在當時已是空前的世界紀錄。

4月25日，身體狀況良好的55名登山隊員開始了第三次行軍。短短幾天，登山隊就攀上了北坳頂部。這天是4月29日中午，正當隊員們沿著珠穆朗瑪峰山脊繼續向前時，晴空萬里的北坳上空突然起了風暴，狂風呼嘯，隊員們匍匐在地才能不被刮走。有人試圖搭帳篷避風，結果剛拉開帳篷四角，連人帶帳篷幾乎要一起被刮下山去，嚇得隊員趕緊撒手讓帳篷隨風飛走。這時還是白晝，可不到兩個小時，隊員們就相繼被凍傷，與大本營聯系的報話機也因氣溫太低發生了故障。隊員劉連滿等人在冰坡上發現了一條冰裂縫可以站人，大家進去躲了幾個小時，才熬過了風暴最猛烈的時段。

當晚，登山隊好不容易走到一處稍微平整的地方，設法修好了報話機，聯系大本營得知“天氣突變，后天轉好”。于是，史占春決定全隊休息一天，5月1日繼續前進。5月1日果然天氣晴朗，登山隊從海拔7400米處出發，下午6點多終于到了新的高度——海拔7600米。可是，前幾天的大風凍傷，加上連續攀登中的高山反應，此時此刻，能夠繼續向上攀登的運動員已經不多了。最終，5月3日，許競、貢布、石競、拉巴才仁四人攀到了海拔8500米的高度，并在那里建立了最后的突擊營地，史占春和王鳳桐兩人則將路線開拓到了海拔8695米的高度。

第三次高山行軍超額完成了預定計劃，然而，這次行動損失也不小。第二次行軍時，來自蘭州大學從事水文研究的青年隊員汪磯發生嚴重缺氧反應，最終搶救無效犧牲在6400米營地；這一次，來自北京大學的氣象專業隊員邵子慶也犧牲在了7300米的高度。并且，隊員們返回大本營后，翁慶章和醫務組同事檢查后發現，全隊竟有34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凍傷，且大部分都是登頂希望最大的主力隊員和骨干運輸隊員。醫務組八個工作人員從早到晚馬不停蹄地給傷員打針、換藥、抽水皰，竟然還忙不過來，沒辦法只好向拉薩請求支援，最后日喀則第八陸軍醫院派來一個六人醫療組，才算解了燃眉之急。

經過一周治療，一些輕傷隊員可以歸隊了，但凍傷比較嚴重的就只能隨第八醫院醫療組轉到日喀則治療，隊長史占春也不得不去了日喀則。嚴重減員的殘酷現實，引起了登山隊的不安，進山以來一直處于亢奮狀態的大本營，一時陷入了沮喪的低潮。恰在這時，珠峰的天氣也變了，山巒間升起濃霧，天氣漸漸轉暖，這意味著，珠峰適宜攀登的好天氣快要結束了，一旦連綿的雨季來臨，就只能等下半年九十月份或來年再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