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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中國駐加拿大大使館網站1月18日消息，1月17日，盧沙野大使在使館接受中外媒體集體采訪。加拿大廣播公司、加通社、加拿大電視臺、《環球郵報》、《國家郵報》、《國會山時報》、《多倫多星報》、路透社、彭博社、《華爾街日報》以及我駐加媒體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電視臺、中新社和當地華文媒體新時代電視臺、《七天》等20家媒體30多位記者參加。

盧大使闡述了對當前中加關系的看法，強調中方一貫重視中加關系發展，中國人民珍視與加拿大人民的友誼。盧大使同時表明了當前中加關系遭遇波折的癥結所在，并就加方無端拘捕孟晚舟、中方依法對2名加公民采取強制措施、謝倫伯格走私毒品案、華為參與加拿大5G建設、中加自貿談判、中加關系未來走向等回答了記者提問。

以下為采訪實錄：

盧大使：女士們，先生們，各位媒體朋友們，大家好！很高興在使館接待大家。我每年都有在年底或者年初同加拿大媒體界朋友聚會的傳統。2017年年底的聚會是在我的官邸，我們就一系列問題進行了交流。2018年年底我也想跟大家見面。但是12月1日發生了華為公司高管孟晚舟女士被加方扣押的事件，我就集中精力在處理這件事，顧不上與大家聚會。后來又發生了一些事，大家精力也都集中在那些事上，使館也在媒體上發表過一些表態。今天我們終于有機會坐在一起，相信大家有很多問題要向我提問。

今天正好也是一個機會，向大家推薦新任中國駐加使館新聞參贊和發言人張海濤先生。楊云東參贊已在加工作5年多，即將離任。他在這5年多的時間里工作非常勤奮、敬業，同媒體界的朋友結下了很好的友誼和合作關系。我相信張海濤參贊也會繼續同大家密切交往，開展合作，也希望媒體界的朋友們繼續給予他支持。現在請大家提問。

《多倫多星報》：我希望了解，在孟晚舟女士被拘押事件上中國為什么沒有將反對聲音主要指向美國？是美國指控孟女士涉嫌欺詐。加政府表示加必須遵守《加美引渡條約》，中國卻為什么相信加總理對法院可以施加影響？

盧大使：對于加拿大在美國的要求之下扣押孟晚舟女士，我們不僅向加方提出交涉，也向美方提出了交涉，不存在矛頭主要指向誰的問題。你有這個感覺可能是因為孟晚舟女士現在被扣押在加而不是美。至于有人說中方認為特魯多總理或加拿大政府對加法院有影響力，這不是中方說的，這是加拿大的法律以及《加美引渡條約》有關條款顯示出來的程序。畢竟現在加拿大是由自由黨政府執政，作為一起外交事件，中國政府只能找一個主權國家的政府進行交涉。

《環球郵報》：您是否能說明中方逮捕加公民康明凱和斯帕沃爾是對加方逮捕孟晚舟女士的報復，或者中方在釋放上述二人之前加方要先釋放孟女士？您是否能說明去年12月1日孟女士被拘捕以來，中方拘捕了多少加公民？

盧大使：關于“中方對兩名加公民采取強制措施是對加方逮捕孟晚舟女士的報復”的言論，這不是中方說的，而是加媒體說的。我本人無論是對媒體還是在雙邊場合，從來沒有說過這樣的話。恰恰相反，中方認為這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件事。孟晚舟女士沒有違反任何加拿大法律就被加拘捕，而兩名加公民是因為從事了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活動而被中方采取強制措施。孟女士是無辜的，而從現在的報道看，兩名被拘加公民是受法律指控的。至于孟女士被拘捕以來，中方到底抓了多少加拿大人，我沒有數字。但我從加方報道中得知，有加方官員稱，目前在中國有200多名加公民被拘押，同時在美國有900多名加公民被拘押。中國是一個法制國家，不會隨便抓人。任何國家的公民到了中國，只要遵守中國法律，他們的旅行安全是有保證的。

加拿大電視臺：孟晚舟事件發生以來，您曾用很強硬的語言將加方反應比作“白人至上論”，中方認為應采取什么措施解決這個日益惡化的外交爭端？這對兩國貿易關系會造成什么影響？特魯多總理曾訪問北京，對開展雙邊自貿談判充滿希望。但目前談判停滯了，是否要等孟案解決后才能開始？

盧大使：我注意到，加媒體對我上周發表的文章反應很大，主要是針對我使用了“白人至上論”這個詞匯。請你們注意，我用這個詞匯的時候不是以一種推崇、贊揚的口吻，而是以批判的口吻，而且我并非指責加整個社會，而是指某些人。我批評某些人的時候是有根據的，你們可以從我的文章里一條一條的看，哪一件不能印證某些人是具有這種過時思維的？我也知道加政府和社會各界都堅決反對“白人至上論”，但反對不意味著加社會不存在這個問題。有些人就是根深蒂固地存在著這種陳腐思想，一旦外部環境、條件發生變化，他們就會不知不覺地流露出來。前不久，加公共安全部長古德爾在里賈納大學的講話里明確指出，“白人至上論”是當前加社會的一個主要關切。

至于當前中加兩國發生的一系列不愉快的事情會不會對雙邊自貿進程產生影響，我認為這是必然的。說實話，中加雙方本來對推動自貿進程都持積極態度，而且進行了四輪探索性討論，解決了大部分分歧。但后來出現了一系列新的因素，對該進程造成了干擾和破壞，這些因素都不是中方造成的。中加彼此是重要的貿易伙伴，應該說在貿易領域中國對加拿大的重要性比加拿大對中國的重要性更大一些。根據最新統計，2018年兩國貿易額有望突破1000億加元。加對中國出口的增速遠遠高于從中國進口的增速。加政府一直講要推進貿易多元化戰略，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加貿易多元化戰略的一個主要方向。中國政府一向重視同加拿大的經貿關系，會一如既往地推進兩國經貿合作。如果條件成熟，我們也愿意繼續推進雙邊自貿進程。

中央電視臺：我來加3年多有一個特別深刻的感受：中國人對加拿大人有非常良好的印象，在中國媒體上幾乎看不到對加拿大的負面報道。但我來到加之后發現加某些主流媒體長期罔顧事實地詆毀、批評中國。對這種反差您怎么看？

盧大使：不只你有這種感覺，我也有這種感覺。來加之前，我對加拿大的印象非常好。我的印象來自于哪呢？來自于中國媒體的報道。事實上中國媒體對加拿大進行了廣泛、客觀、全面的報道，有時候甚至是美化。當我來加后讀到加媒體對中國的報道時，有一個突出的感受就是相關報道同我對中國的了解和認識相差很遠。2017年4月，我在多倫多發表了到任后的第一次對外演講，其間公開表達了我的這一觀點，即加媒體沒有客觀、公正地報道中國。我思考了其中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幾方面：

一是加媒體過度地解讀中國負面的東西。任何國家都有問題、缺點和不足，但決定這個國家形象和發展方向的是主流的東西。如果總是報道中國負面東西的話，給加民眾的印象就是中國是一個很負面的國家。某個問題在中國是一個非常局部、微小的問題，但通過媒體被無限放大，加民眾認為這就代表了中國的全部。甚至有時候我看到一些媒體報道，即使談及中國正面的東西也使用負面的、調侃的語調和筆調。

二是某些媒體人腦子里有一種固有觀念，認為中國不是一個西方民主國家，中國的所有東西特別是政治體制、意識形態上的東西一定是不正確的。不正確的東西怎么會產生好的結果呢？因此在報道中國的時候，如果中國的現實同他們腦子里所固有的觀念不一致，他們在報道時就會修改這個現實，以便同他們的固有觀念相一致。事實上，很多加拿大人，當他們去過中國以后就會問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我在看加媒體報道時沒有獲得中國的真實信息。由于媒體人腦子里對中國有一些固有的、陳腐的觀念，因此在價值判斷上就存在雙重標準。這就是我在上周所發表的文章里講的核心意思，即西方國家做的事情就是好的，中國做相同的事情就是錯的。長期受這種輿論報道的影響，難怪很多加民眾對中國有不好的印象或持批評態度，這種輿論環境也不利于兩國開展友好合作。希望加媒體經常到中國實地參觀、考察，也可以多派一些常駐記者到中國。當然，前提是你們要把你們所看到的東西，如實地向加民眾傳遞。

新時代電視臺：請問大使，最近發生的孟晚舟案、加中外交風波等會對在加華人有什么影響？加中兩國的想法、立場多有不同，您對生活在加拿大的華人有什么建議？

盧大使：在加拿大生活的很多華人，他們的祖籍國是中國，國籍國是加拿大。我們希望華人在加拿大生活得好，事業工作發展順利，也希望在加華僑華人能夠充當中加友好的紐帶，為促進兩國友好交往和合作發揮你們的作用，甚至可以為緩解當前兩國關系的緊張發揮積極作用。當然，加是多元文化社會，相信華僑華人在這里的生活不會受到太多影響。

加通社：大使先生，很多加民眾都在談論加中兩國司法體制的不同，您能否向加民眾解釋中方的司法體制？您認為中方需要多長時間才會就康明凱和斯帕沃爾是否違反中國法律進行裁定以及審判？此外，孟晚舟案在加得到公開庭審，目前她被保釋并居住在家。但自從上述兩名加公民在華被拘后，加方對二人的領事探視次數十分有限，二人也未再公開露面。對于這種不同，您有什么評論？

盧大使：中加兩國社會制度不同，司法體制當然也有不同之處。但雙方都表明各自國家是法治國家。中加司法體制有不同之處，也有相同之處。比如，加拿大堅持司法獨立，中國也是，中國司法機關獨立行使權力。加政府不能干預司法，中國行政機關也不能干預司法機關辦案。加拿大講究程序合法，中國同樣也講究程序合法。但孟晚舟案和兩名加公民被拘是兩個性質不同的案子，因此處理起來兩國就有所不同。對于兩名被采取強制措施的加公民，中方指控他們涉嫌危害中國國家安全，這不同于一般的刑事案件，中方需要進一步深入調查。所以，不能因中方對兩名加公民采取的司法措施不同于加方對孟晚舟采取的司法措施就指責中方做法不對。中方是按照國際慣例和通行作法對待兩名加公民。事實上，中方現在對兩名加公民采取的、你們認為所謂不正常的司法措施，在美國等西方國家處理類似案件時，都有類似做法。

《華爾街日報》：在當前形勢下，您是否擔心加拿大加入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禁止華為參與5G項目？如果加方禁止華為設備會有什么后果？對加中關系會有什么影響？

盧大使：我一直擔心加拿大會作出與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相同的決定，我認為這種決定肯定是不公正的，因為他們的指控沒有依據。我長時間跟蹤這方面的報道，“五眼聯盟”國家指控華為設備對他們的國家安全造成威脅，但從沒有拿出證據。上個月，華為輪值董事長在對記者發表談話時也感到很冤枉，他說美國都沒用過華為設備，怎么知道華為對美國國家安全造成威脅？他說，如果美國有證據，哪怕不愿給華為看，也可以給有關國家及電信運營商看。西方國家的法律最講究證據，為什么在這個問題上卻不那么講究證據。這讓我懷疑有關指控是別有用心的。事實上，有的國家并非出于國家安全、而是出于其他考慮才提出禁止使用華為設備。僅僅建立在猜測基礎上的指控是站不住腳的，也是不能長久的。我們希望加政府和有關部門能夠做出明智的選擇。至于如果加政府禁止華為參與5G項目會有什么后果，我不知道，但我相信肯定會有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