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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實驗的一個核心思路，是用國家資源的市場增值來資助公共服務。我的評論只集中于這一概念。

先說市場增值是個什么樣的概念？我們知道，農業社會時期沒有這個概念，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期也沒有這個概念，即便在今天的中國也不是很清晰。迄今它主要來自資本主義的西方。

今天在美國，它已經滲透整個中產階級，不限于資本家。它是一般職工退休基金管理的主導思想。那些基金的基本投資策略，是盡可能反映整個證券市場。因此，導致了巨大的所謂指數基金以及近年來的所謂交易型開放式基金（ETF）的興起。它們投資的選擇絕對不是單一個公司或者一組公司，而是直接反映整個股票市場和宏觀經濟的指數。它的基本概念是，全證券市場是會持續增值的。根據比較權威的研究，長期下來的年增長率平均約8%。

同時，還有另一個方面。那就是，人們廣泛認為政府不應該做牟利的投資，只有私有財產才應該獲益于市場增值。這個概念可以說根深蒂固。它源自西方伴隨資本主義興起的資產階級革命。資產階級革命是針對皇權和貴族權力而興起的，它特別強調新興資產階級私有財產的基本權利。這可以說是西方現代立法的最基本概念之一。人們廣泛認為私人資本是應該可以投資而獲利的，國家的資產則不應該追求利潤，不應該通過市場增值而得利。這幾乎是個不言而喻的基本信條。

這一雙概念，即市場增值信念以及國家不該通過市場增值來追求收益信念，長期以來一直是美國經濟的最核心的信念之一。

崔之元多年前就已經開始在理論層面上挑戰這個基本信條。他引用1977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米德（JamesMeade）的分析，清晰地指出了這一點，并提出不同的另類想法：他認為，政府不必要僅僅依賴公共債務來籌集必要的資金，完全可以利用國有資產的市場增值來支撐公共服務的開銷。那樣可以減低政府的負擔。

我個人認為，其實引用的這個概念對米德本人來說并不是很重要的一個概念，因為米德的主要貢獻在于對國際貿易的分析，不在財政。在他的諾貝爾獎演講中，便完全沒有提到自己這個概念。米德更沒有想到這個概念對一個后計劃經濟國家的可能含義。崔之元是通過自己的學術勇氣、另類思路和對中國問題的關懷，而突出米德的這個論點的。

我個人認為，重慶的經驗在很大程度上正體現了崔之元多年以來所特別強調的這條思路。一個比較具體的例子是重慶“十大民生工程”中的廉價公租房工程。大家知道，他們已經動工蓋造1000多萬平方米的公租房，總的計劃是要在3年中蓋4000萬平方米的公租房，為重慶市民中30%的低收入民眾提供廉價公租房。初期預計月租可能是10元/平方米。一個50平方米的公租房租金500元/月。這些公租房的主要承租對象是已在重慶工作的300多萬農民工中的200多萬人，也包括大學生。

這個工程背后的主導概念是把國有資產的市場增值用于公共服務。大家知道，多年來，在“土地財政”制度下，地方政府非預算收入的絕大部分是來自其土地出讓金。政府以廉價從農民處征用土地，用來作為“建設用地”。一般，用3萬~5萬元/畝補償征來的土地，一旦“開發”，便可以多倍的價格，比如10萬到15萬元，出讓給開發商。而到開發商蓋好房子的時候，那塊土地的市價常常會是其出讓價的10倍，也就是說，100萬~150萬元/畝。

在過去的這種“制度”性運作下，“市場增值”是被政府和開發商分享的。政府所得的是征地補償和其出讓價間的差價，也就是十萬多元/畝地的差價。它可能會把這個盈利部分用于公共服務或基礎建設，但也完全可能用于一些形象工程，甚或是被個別官員所吞噬。而大部分由增值所得的盈利則落入開發商的手中。

重慶市政府最近的公租房的舉措，是對這種慣例的一種糾正和超越，使得土地的“市場增值”可以用于民生工程而不是全由開發商和政府所得。它不把土地出讓給開發商，而是自己來蓋廉價公租房。

政府投資的是其所儲備的土地，其實主要是低廉補償所獲得的征地，在進入住房建設的開發過程之后便會大規模增值。和之前的地方政府行為不同的是，開發之后政府不會把土地出讓給開發商，而是由它自己來蓋房子，用來為農民工等提供廉價公租房服務。

這樣，樓房的市場增值便成為政府用于公共服務的資源。它可以以公租房將會達到的市場價格來把房子抵押，向銀行和保險公司等貸款，借此來籌集所需要的資金。而到把房子出租的時候，會把租金用來支付貸款的利息以及管理、維修等費用。

當然，這些不能完全解決公租房工程所需的資金，但可以解決相當大的一部分。總的來說，政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顯然是最最關鍵的。

這種市場增值、第三財政理論，還包括重慶國有企業利潤的“社會分紅”問題。

毋庸說，這樣的“市場增值”是有條件的，重慶市的經濟必須進入持續的發展，整體經濟發展越好，政府便越可以得助于市場增值來支撐公共服務所需要的資金。其對低收入人群在政策上的傾斜只能滿足發展需要的部分條件：即擴大消費、內需，借以推動可持續發展。它仍然需要其他的發展動力。

簡單總結，重慶所走的這條道路，如果真能成功，是一條具有深遠意義的道路。它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道路不同，因為政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體現了國家促進社會發展來推動經濟發展的理念，照顧到多年來被忽視的社會公正問題。它也和計劃經濟不同，因為它非常關鍵性地采用了市場的動力，不僅借以推動重慶的經濟發展，也借以推動重慶的社會公平。它同時具有社會主義的部分特征，也具有市場主義的部分特征。在一定意義上，它是一條可能超越左右分歧的中間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