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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是否能認為中國政府在有意識地通過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加速這個過程？

我想以美國巨頭亞馬遜舉例。亞馬遜崛起的客觀基礎，實際上是美國當時的“信息高速公路”，貝索斯從賣書切入，一步步做大，在這個過程中，亞馬遜的技術與美國的電商環境實際上是相輔相成的。

我們看到，中國的公路、鐵路、電網、通信網的水平在全球非常突出，近年來繼續強調5G、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數字基礎設施的建設。對新能源汽車來說，智能電網和新能源產業鏈是非常重要的，在智能駕駛方面，“智能網聯”也是單車智能和車路協同兩條腿走路的前提。所以今天中國新能源汽車的發展處于一個很好的環境，能否這樣去看？

盧曉：

當年美國的高質量發展，首先基于二戰以后的全球政治經濟安排，美國作為戰勝國的領導者，處于全球治理的獨特地位，所以大批美國企業都是以全球治理的思維方式來推動很多事情，所以當時他們確實是著眼全人類的，從一開始就按照最高維度的高質量發展來頂層設計，這與中國當年很多企業不得不從低維度、從區域市場逐步升維很不一樣。

我們剛才提到高質量發展是“無界”的，主觀上要有始終向最尖端技術領域攀登的決心，客觀上也要與自己原先的產業基礎和外部環境相適應，要做好戰略規劃，不能一步跨得太遠。

比如法國在時尚精品領域有路威酩軒集團，但法國就沒有在汽車上追求頂尖，而是選擇雷諾和雪鐵龍這樣比較獨特的大眾路線，為什么？原因當然很復雜，但從粗線條分析來說，因為當時主要是美國控制了石油，在巨大的共同市場當中，要多消耗石油才能產生規模效應，美國汽車行業和能源行業的巨頭與金融寡頭結成聯盟，形成了國家的統治階級，所以在產業發展上，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種先后次序，美國主要發展汽車、航空航天，這些行業在美國國能也形成了先發優勢，雖然美國建國之初也有鐵路巨頭，但在新的政治經濟秩序下，鐵路的發展就滯后了。

即使美國總統拜登是“鐵路迷”，也很難改變既成格局

那么在歐洲，一方面仍然有一部分汽車市場空間，但另一方面，空間不足以支撐很多國家都發展高端汽車，所以最終法國和德國在發展汽車產業精度方面就達成一種均衡，另外，在火車和航空航天上，法德又形成了合力，大致上是這樣的過程。

那么回到中國，首先經過了改革開放40年發展，中國已經消滅了絕對貧困，那么這個14億人的全球最大的單一市場，全球最齊全的工業門類，足以承載中國在所有行業、所有領域走高質量發展道路；另一方面，我們在基礎設施建設上通過政府主導“集中力量辦大事”，在新基建的基礎上，開放市場競爭，充分發動群眾，調動企業創新的主觀能動性。

中國摸索出來的道路，實際上是結合了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優點，規避兩種制度的劣勢，當然有些領域體現得比較好，比如新能源汽車，就發展得比較快，有些領域體現沒那么好，甚至可能結合了兩種制度的劣勢。

觀察者網：有這樣的領域嗎？

盧曉：

有啊，比如說中國男足。資本的力量要適應行業的發展需要，過多過少都不行，這個話題有點遠了，我們有機會再聊。

觀察者網：好的，我想再次以亞馬遜舉例，實際上在疫情中，亞馬遜對自身員工的保護跟中國的做法是差不多的，包括發放口罩、測量體溫、保持社交距離、優化交接班、對工作場所消毒等等，但是，當時美國整個社會的治理能力發生了問題，整個物流系統也發生了問題，這不是亞馬遜一家企業能夠左右的，所以我覺得，亞馬遜當年的崛起受益于美國整個信息基礎設施和社會治理，今天它的發展，同樣受到美國整個社會治理能力的限制。

印度《經濟時報》網站報道截圖

盧曉：

中國的體量是巨大的優勢，2010年上海虹橋火車站竣工，我曾經帶一位比利時朋友去坐高鐵，他看到大廳非常震撼，因為我也去過比利時的中央火車站，差不多相當于上海的人民廣場站。他質疑修這么大的大廳是否浪費，但我告訴他，中國春運時，這個大廳很可能擠滿了人。

建設基礎設施的時候，我們需要考慮的是峰值流量，需要考慮各種極限狀態下還要保持一定前瞻性和冗余。因為中國的體量大，所以中國各個領域的極限狀態出現的概率比全球其他地方更高，因此，解決這些困難得到的能力提升也更多。

放到5G、AI等新基建設施也是一樣，服務器、數據中心、電力系統的復雜程度和承受能力在全球來說都是唯一的。所以中國在各領域高質量發展，能夠提供的產品服務和解決方案將會為全球消費者創造價值，提升他們的生活水平，滿足他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觀察者網：其實美國當年也是這樣。

當我們有能力面對極限狀況的時候，這個能力其實是系統性的，可以復用到很多其他領域，比如說冬奧會也是一個例子，冰雪運動之前某種意義上來說是“貴族運動”，裝備、場地、訓練都很貴，但中國的承諾是“3億人上冰雪”。

盧曉：

中國把冬奧會視為夏季奧運會的升級版，這次冬奧會開幕式成為全球羽絨服的一個秀場，一般來說冬季運動的裝備成本比較高，比如滑雪一身裝備，還要住到度假村，至少是中等以上收入的階層才能參與。

中國開展冰雪運動的自然條件其實不錯，雪季長的地區不少，比如像山西五臺山，每年10月到次年5月都是雪季，過去我們肚子都吃不飽，所以沒有額外的財力精力去投入這些，但改革開放40年以后，中國人的整體經濟水平提高了，就能夠把冬季運動變成一個重要的經濟增長點，帶動一系列地區和產業的發展。“3億人上冰雪”使產業形成規模效應以后，又能夠降低整體的成本，使冰雪運動大眾化，我們的孩子們從小就參與冰雪運動，未來“10億人上冰雪”也未可知。

觀察者網：這就是一個正向循環，但關鍵前提還是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愿意走高質量發展道路。

盧曉：

是的，中國經濟的體量造成的對技術和產品的真實市場需求，對中國企業來說是絕佳的機會，但這是客觀的條件，主觀上，中國各行各業的企業要盡快響應號召，走上高質量發展道路，這也是企業自身獲取市場優勢地位的百年未有的歷史契機。

同時，中國市場也不是封閉的市場，而是向全世界開放的市場，全球優秀的企業，只要遵守規則，我們都歡迎他們到中國市場來競爭。

觀察者網：但我們看到，今天的西方似乎已經失去了他們本來倡導的開放市場競爭的心態，就像他們在冬奧會上對中國展開輿論攻擊，對俄羅斯運動員無理制裁，已經背離了顧拜旦先生當年的初衷。

盧曉：

這是因為西方體制機制落后于時代發展了， 所以今天對全球的控制力下降了，已經沒有力量去主持所謂的“道義”。當年由新教革命誕生資本主義，相對原先的封建社會來講，本來也是一種進步，解放了歐洲的生產力，促進了工業革命。

但是到了今天，資產階級相對于我們的群眾路線來說，只能是少數派，只能更赤裸裸地維護自身利益，這本身就站到了道義的對立面，站到了技術進步的對立面，也站到了歷史車輪的對立面。比如說他們制裁華為，是因為華為的商業模式和規模效應已經超越了西方發達國家那些還具有技術壟斷能力的巨頭公司，觸及到了他們在高精尖領域里的領先，威脅了他們的利益格局。

但以5G為代表的人類的科技創新發展顯然是擋不住的，我們剛才已經談了許多5G+人工智能+基礎設施+新能源能夠對傳統汽車行業造成的沖擊，這只是一個行業，只要華為這樣的企業沒有被擋住，那么就會有更多企業看到這樣的可能性，高質量發展的道路是高投入、高附加值、高回報，就會有千千萬萬的企業起來試圖復制華為，在各自的領域沖擊全球產業鏈的頂峰，這就是一股“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歷史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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