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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反對派會走上這條歧路？我們嘗試返回到更早的時間，去看反對派與中央政府的互動問題。反對派其中一個很大的問題是，一直無法了解他們想要談判的對手——中央政府。

就我們觀察，反對派對中央政府的認知，長期停留在歐美西方世界或是國民黨所塑造的中國共產黨的刻板印象中，而未建立一套自己的認知和交往手法。結果整個反對派很容易掉入二元對峙的冷戰(zhàn)思維，因為這正是歐美西方世界和國民黨的認知世界。

如果有留意香港政治社會形勢變化的，不難看到反對派對中央政府的用詞上，越來越多地用上臺灣常用的政治詞語。

這是反對派在“港人治港”中，多年來的失敗之處。

由于反對派這一失誤，在2014年香港政改事件中，他們帶領著支持者，一同走入死胡同。一方面他們開始把立場和底線掛上等號，把自己可以談判的空間完全堵住；也因此對2019年全國人大對香港政改的決議完全無法回應，令他們想要的香港政制改革完全停滯。

但傳統(tǒng)反對派不愿意承認他們的錯誤，令香港政改停滯的本質性問題，又無法向他們的群眾交待。面對支持他們的群眾，只把責任推向特區(qū)和中央政府。

之后香港曾興起一波“溫和民主派”、“中間派”的成立。然而，傳統(tǒng)反對派為了不令支持者在選舉中流失，全力打壓中間派、溫和派，致力于將他們抹黑為建制派、“偽民主派”；透過所謂的“初選”活動，力求打造“正宗民主派”、“民主派唯一代表”的排他性安排。

但政改如何走下一步，成為傳統(tǒng)反對派政黨一直無法交出的答卷，他們的“忽悠”令部分青年更投向所謂“本土派”乃至“港獨”勢力。傳統(tǒng)反對派內部，少壯派也愈發(fā)傾向走偏峰。面對激進勢力和中央政府，傳統(tǒng)反對派政客變得兩面不討好，特別是以專業(yè)階層群眾為對象的反對派政客就更不好做了！

我們看到這次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的四位人士都有一個共通的特色，他們都是來自專業(yè)階層：楊岳橋、郭榮鏗是來自法律界的，郭家麒是醫(yī)護界出身，梁繼昌則是會計界。那很自然他們的對象都是專業(yè)階層群眾，或是對專業(yè)階層有好感的群眾。

但畢竟，要扮激進又不失專業(yè)人士的氣質是困難的嘛！所以就用去美國、或向美國政治領袖發(fā)信，呼吁美國政府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但這是明明白白的勾結外國政要、要求外國制裁香港，赤裸裸地出賣國家和香港的利益！

有香港反對派“御用學者”在特區(qū)政府宣布四人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后，還指說他們是“溫和”的。但正如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前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所言：“勾結外國、要求外國制裁香港還算溫和？”

同時我們看到反對派一些政客，多年來逃避或拒絕與中央政府交流，使他們看不清楚中央政府的底線；又過度迷信西方，以為可以挾洋自重，自視過高，結果盲人瞎馬，更斷送香港僅有的優(yōu)勢。

我們再試著將目光從香港拉到國際政治環(huán)境，美國時任總統(tǒng)特朗普有相當明顯的個人特質：善于以失實謊言和恐嚇，去謀取自己的主觀利益，但同時高估自己的能力。這是不是與香港反對派的行徑有幾分相似？

隨著特朗普的選舉失利，這樣的局勢之后是否會有所改變，這是未知數(shù)；但在特朗普失利不久，中央政府通過這項議案，是否具有象征性意義，我們拭目以待。

這次人大常委的決定，很重要的是表達了公職人員的誓言，不只是一項“儀式”，誓言需要被持續(xù)履行，而擔任公職的人員也需要令人確信會持續(xù)履行誓言。

我們寄語香港反對派“苦海無涯，回頭是岸”，望能重回正軌，重回與中央政府正常合理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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