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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及指標計算，1978年到1985年，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快速上升；1985年到1995年，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波動較大；1995年到2009年，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則較為穩定；2009年到 2019年，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波動上升。“消費驅動型”經濟的轉變，得益于國內社會經濟及產業發展促進了居民收入穩步增加、購買力增強、有效消費人群擴大，從而推高了消費對經濟的貢獻。

疫情前，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維持在六成左右。疫情暴發至今，由于房地產市場不景氣、地方政府及城投公司去杠桿等因素疊加，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緩慢，更加襯托出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進一步提升。因此，擴大內需應該致力于并始終保障就業穩定和工資水平提高，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提升企業經營效益等。

前海開源基金首席經濟學家楊德龍測算出2023年前三季度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高達87%。長期來看，經濟增長的結構因素調整導致這一數據嚴重失真，實際情況并非有效需求增加。但短期來看，這一數據對于分析后疫情時代經濟增長很有意義，畢竟在短期內，消費驅動才是內生動力。

擺脫消費困境的常規操作

綜上所述，國內當前的消費困境概括如下：

一是，政府發放消費券只是遂了“真實消費”意向者的愿，長期來看消費券的商業促銷效果欠佳，商家觀望成風，消費者的心理也發生巨大變化，新的消費意愿很難被憑空激發出來，無法形成持續性消費流和正向循環。

二是，居民部門杠桿率已經處于歷史最高水平，很難繼續通過鼓勵貸款催生消費；雖然不排除結構性貸款需求，如經營貸款仍有空間，但目前的經營環境欠佳，有待觀望。

三是，居民收入不穩定，降薪、裁員預期挫傷消費力，在投資品不足時，儲蓄避險是人之常情。

解鈴還須系鈴人。政府、企業（包括金融企業和非金融企業）、居民三個部門模型中，最具主動性的就是政府，企業和居民通常聞風而動、順勢而為。因此，想要真正達到擴大內需的目的，政府可以嘗試推行的舉措如下：

首先，政府可以通過降低基準利率指導金融機構降低貸款利率（包括新增和存量貸款利率），減輕企業的融資成本，促進企業生產積極性，降低債務負擔，釋放居民消費潛力。同時，政府可以酌情給予金融機構一定補償，比如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增加國有銀行資本金等方式維護資本充足率等指標，緩解金融企業壓力。

其次，當前經濟轉型的大方向有二，高端及新興產業的突圍，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傳統制造業與服務業的深耕細作，順應理性的消費需求轉變。因此，政府可以順勢加大對企業減稅、降費等優惠力度，針對性資金補貼、金融支持、政策優惠，在穩定生產、促進就業基礎上，兼顧產業轉型與升級。

再者，深化政府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突出社會保障職能，精簡公務員隊伍，強化服務理念，營造更好的市場環境。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相機抉擇，始終圍繞經濟增長、穩定就業、物價穩定、均衡分配等目標，適時調整階段性目標，促進公平、兼顧效率。上述舉措中的大部分，政府其實已經實施或者正在研究制定對策，只是程度和施策順序等尚需審慎權衡、充分論證，我們拭目以待。

GDP這個指標，是不是該棄用了？

基于前面的宏觀數據分析，我們可以發現，當前投資和出口的數據相對消費數據偏弱。一方面，是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另一方面，深層次的結構性原因是在國際產業分工與合作中中國角色的轉變。產業結構調整帶來的結果，需要時間證實，也需要我們的耐心等待。

不過，值得進一步分析的，是我國在國際產業鏈中的角色轉變。多數專家認為當前中國面臨的外部環境相當被動、阻礙頗多，于是自然而然就轉向“國內產業升級”論調。這個觀點本身沒有錯，但若考慮時間因素，我們在轉型過渡期該怎么辦？

擴大內需勢在必行，擴大外需存在一定阻礙。發達國家加征關稅限制產品進口，新興市場經濟體和欠發達國家的購買力不足。在雙重不利因素下，服務出口可以發力，旅游簽證進一步放開、鼓勵軟件外包和咨詢服務等。投資也應該繼續發力，合理開展政府投資，鄉村振興、新型城鎮化等；加大民間投資力度，高水平開放，繼續吸引外資。

是否存在其他防止經濟失速的路徑呢？充分發揮我國產業的“比較優勢”向下兼容，可能是條好路子。利用我國非金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OFDI）并將其發揮到極致，加大優勢產能輸出，帶動欠發達國家和地區發展。

有人會懷疑這是變相的“產業轉移”，會導致國內產業空心化，增大就業壓力。這種擔心看似有一定道理，但更多的是制造焦慮和恐慌，不能為高質量發展提供任何建設性意見。中國企業“走出去”，是和“吸引外資”并重的戰略，對外直接投資的正向性不言而喻。已有的統計數據可以證明：

2016年我國非金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額11299億元（按美元計價為1701億美元），首度超過外商直接投資金額（FDI）8132億元（折1260億美元），后續年度OFDI增速放緩，被FDI反超，這一差距在疫情期間被再次擴大。2022年度，FDI為12327億元，同比增長6.3%（折1891億美元，同比增長8.0%）；OFDI為7859億元，同比增長7.2%（折1169億美元，同比增長2.8%）。

OPPO印尼雅加達工廠 圖自中國經濟周刊

水平型OFDI確實會對我國出口產生一定程度的替代作用，但行業及品類調整等差異化戰略也可以減緩或規避出口替代。效用較好的垂直型OFDI會促進中間品的出口，抵銷出口替代。至于OFDI是否會引發產業轉移，還得理性看待。

產業轉移是個中性詞匯，不宜談“轉”色變。一般來說，生產鏈條鋪設和場地選擇是由低成本和近市場綜合決定的，涉及用工成本、要素成本、輔助品成本、運輸成本等，還要兼顧氣候環境、稅收、政策、文化等多方面的風險對沖，是企業權衡生產與消費兩端的自主選擇。不必凡事上升到政治或道德層面。

在政府不斷提升管理水平的基礎上，實施合理的產業政策有助于優化企業的合理決策：水平型、垂直型OFDI，發展跨國業務和新建業務，實現國內與國際兩個大循環的聯動。

還有一個比較關鍵的問題，GNP（國民生產總值）與GDP（國內生產總值）的區別在于是否計算我國居民企業的境外生產凈值。隨著中國國際交流與合作的深化，外向型經濟的發展取得一定成果，OFDI數據也保持在較高水平，甚至曾超過利用外資數額，GNP指標或許更能準確刻畫我國經濟發展狀況，科學指導國內與國際兩大循環互動。因此，未來改用GNP（國民生產總值）來衡量中國經濟增長水平，會不會是更好的策略？

最后，一個更重要的外部因素在于實事求是、合理引導預期。當前中央不斷強調中國經濟“光明”論調。從宏觀層面講，中國經濟的前景無疑是光明的，但落實到每一個個體的衣食住行，兩廂之間的“溫差”不容忽視。

政府合理有序公開社會經濟數據信息，在此基礎上做好解釋，讓社會各界了解更加全面的經濟面貌，也許是更長遠的策略。經濟環境存在波動，習慣和適應未來一段時間、甚至較長時間內經濟緩慢增長的事實，消除不切實際的“幻想”，對個體也很重要。接受現實并不等于悲觀厭世，理性才能坦然。畢竟經過過去幾十年的艱辛發展，取得的成績是矚目的，留下的經驗都是寶貴的，這些積累是下一階段發展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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