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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長期專注于研究政府和企業關系的北京大學路風教授及其團隊撰寫的《重振增長的關鍵：解綁中國工業體系身上的枷鎖（上）》，已于3月18日在觀察者網發布，引發網友的熱烈討論。今天我們刊出文章的下篇。

路風教授的文章使我們聽到了來自基層特別是企業的聲音。媒體輿論生態中，學界、政策界的聲音占比一直很高，基層、企業的聲音很少被聽到。本文立論視角和調研思考的深度都很難得，路教授團隊拳拳愛國報國之心躍然紙上。文章所揭示的“跟隨式思維范式”是中國近代以來幾代知識精英長期存在的一個思想鋼印，也是絕大多數前殖民地國家知識精英頭腦中不同程度都存有的，更是這些國家最后都不能完成真正工業化的重要原因。今天中國已經擁有世界最全也很強的工業制造體系，“跟隨式思維范式”其合理性已消散，需要全新的思維范式來替代引領。本文作者給出了自已的答案。

望廣大讀者繼續理性探討，各抒己見。觀察者網作為輿論平臺，盡量呈現多元觀點，供大家參考。當下中國經濟復蘇向好，但仍面臨復雜艱巨的內外局面。希望參與討論的讀者能從大處著眼，立足本地經驗，貢獻自己的思考和良策。

【文/ 路風、王晨、何鵬宇、李萌】

二、“二分法”思維的終極根源

工業體系受到“二分法”政策的壓制是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下行的主要原因，而“二分法”思維的根源則是中國的發展只能跟隨西方的“世界觀”。正是在這個歷史關頭，黨的領導人提出偉大復興的“世界觀”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可以直接促成新的、強烈的民族抱負——為國家和民族的偉大復興而敢于在世界范圍內競爭的抱負。

因此，重振經濟增長的關鍵是以偉大復興的“世界觀”重塑經濟政策范式，破除對經濟發展的自我設限，并重新把中國工業體系當作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源泉。

2.1 新舊“二分法”思維的背后是“跟隨”思維范式

讀完本文第一部分，相信讀者很容易理解各個工業之間存在著聯系和互補性，很容易理解工業體系的整體性。因此，讀者結合他們的生活直觀感受也很容易明白，中國的經濟增長不可能只依靠少數的“新興產業”，更遑論還見不到的“未來產業”。

那么，為什么“二分法”的邏輯能夠如此嚴重地影響政策思維？如果我們層層追問原因，那么就會發現，“二分法”思維的終極根源是對中國道路的不自信。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技術水平相差很大。在那個歷史背景下，中國的學術界和政策界形成了一種“跟隨”的思維范式（以下簡稱“跟隨范式”），其基本特征就是：其根深蒂固的思想潛意識認為，中國只有通過引進外國先進技術并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才能發展起來。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些想法是部分符合事實的，如果忽略掉其他一些事實的話。但是，當這些最初是實用和樸素的想法變成“信仰”——即變成思維范式——之后，它就成了限制人們繼續實事求是的思想“框子”。例如，人們在跟隨范式下懷有發展的意愿，但永遠不會、不敢想到中國有發展到與“榜樣”國家并駕齊驅甚至超越它的可能性，也想不到“榜樣”會反過手來給中國的發展“下絆兒”。

因此，跟隨范式必然與中國經濟發展的現實之間產生越來越大的矛盾。當中國經濟在21世紀初開始進入高增長時，沒有人能夠預見到中國經濟規模在隨后僅僅10年間（2001-2010）就連續超過法國、英國、德國和日本，一舉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工業生產國。

跟隨范式的思維顯然無法解釋高增長的原因：第一，它過分強調引進外資和“國際產業轉移”的作用，但忽略了中國經濟增長最大的內生力量是在“前30年”奠定基礎并在改革開放后迅速擴大的“中國特色”工業體系；第二，它認為中國的技術進步只能依靠引進，但忽略了從引進中受益的充分必要條件是自主創新；第三，它雖然強調了市場化的作用，但忽略了市場化的本質是為人民廣泛參與工業化和經濟發展提供了條件，也忽略了中國經濟得以長期發展的政治-社會條件。

但是，面對他們無法理解的現象，某些中國經濟學家給出另一種解釋：中國經濟之所以出現高增長，那一定是依靠工業體系擴張的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存在缺陷，即粗放發展、投資驅動和產能過剩；因此，中國的增長模式應該轉向以研發、信息化和服務業為主（因為經歷過“去工業化”的美國“先進的”經濟結構就是這樣的）。

2011年之后，中國第二產業的增加值以及狹義上不含建筑業的工業增加值占GDP比例均出現持續下滑趨勢，截至2018年已經分別較之于2011年下降了5.8和6.1個百分點。圖片由作者提供

對于部分在跟隨范式下成長起來并獲得地位的人來說，中國迅速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不僅是一個“意外”，而且是一個難以承受的挑戰：中國經濟如果繼續增長就必然引起在經濟規模上超過美國的問題。這個前景令西方發達國家和國內的某些“精英”階層同時感到害怕，前者害怕自己的國際權力地位被顛覆，而后者害怕的是要突然面對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未知世界。

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經濟成就的指責下，跟隨范式下的“精英”階層也開始“反省”懷疑中國過去的發展道路，加之對嶄新世界的恐懼，使得他們“反思病”發作，在某些領域選擇走上“自廢武功”的道路：自己給自己找毛病、自己跟自己過不去，放棄繼續壯大自己而轉向“內卷”。

2.2 自我設限的三個行業案例：鋼鐵、造船、煉油

我們可以用經驗證據來驗證一下，看看“二分法”思維的本質是不是自我設限。

對于中國工業來說，過去10年影響最大的政策莫過于“去產能”。2013年10月印發的《關于化解產能嚴重過剩矛盾的指導意見》【1】指出，“我國部分產業供過于求矛盾日益凸顯，傳統制造業產能普遍過剩……”；“產能嚴重過剩越來越成為我國經濟運行中的突出矛盾和諸多問題的根源。”

該文件特別列舉了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船舶等行業，但也規定該文件“同時指導其他產能過剩行業化解工作”。當時受全球金融危機之后的經濟影響，剛剛經歷了高增長的中國工業確實出現需求不足的問題。政策文件就是針對因需求不足而產生的產能過剩現象，而且對當時存在的“地條鋼”等違規產能確實應該治理，這也沒錯。

但是，更關鍵的問題是關于產生這個現象的原因：中國工業的“產能過剩”是周期性的還是結構性？如果是周期性的，產能過剩就是一個短期問題；如果是結構性的，那就是一個絕對的、長期的問題。從后來的政策實際走向看，它被當成了結構性問題，恰恰證明“去產能”政策是被“二分法”思維所主導的。限于篇幅，我們只舉鋼鐵、造船和石油化工的例子。

2013年，中國的粗鋼產量達到將近7.8億噸（第二年就超過8億噸）。要知道，在中國之前，從來沒有任何國家的粗鋼產量能夠接近過2億噸。美國粗鋼產量達到峰值（1.36億噸多）是1973年，蘇聯達到峰值（1.63億噸）是1988年，而日本的峰值（1.2億噸）是2007年（世界鋼鐵協會數據）。

更驚人的是，2000年的中國粗鋼產量還是1.2億多噸，到2014年就增長到令人目眩的8.2億多噸，看上去實在是太多了。尤其令跟隨范式不解的是，2014年，美國的粗鋼產量只有8800多萬噸，而中國居然生產了8.2億多噸——這不是中國落后的標志又是什么？因此，有中國經濟學家說，中國工業的產能已經達到“物理極限”。

不過，如果換掉跟隨范式的“濾鏡”，我們就可以看到問題的另一面。在歷史上，美國和日本的鋼產量都曾經達到過人均一噸鋼（按總人口計算）的水平，而日本從1973年至今一直保持著1億噸上下的產量水平，只是最近幾年有點繃不住。

外媒繪制的2022年全球十五大鋼鐵生產國，當年中國鋼產量為10.13億噸。

以歷史為鑒，既然中國的人口是14億，那么中國鋼鐵工業的空前規模只不過是中國在工業化過程中所必須達到的“臺階”或基礎，它并不妨礙中國在高技術和新興工業領域的繼續發展。

2023年，韓國人口為5132.53萬，而粗鋼產量為6670萬噸，人均約1.3噸鋼（同年中國人均約0.72噸）——這個水平影響韓國發展半導體工業了嗎？面對世界工業史，我們真正需要理解的是：如果中國躋身世界發達國家行列，那將會以怎樣的工業規模來進入這個行列？

2013年判定產能過剩的標志是產能利用率。實際上，這是個實物指標（實際產量與產能之比），它可以幫助判斷某個時點的經濟形勢，但不能被用來判斷長期性的產能過剩。但是，“二分法”思維斷定產能過剩是結構性的。

工業和信息化部在2016年10月28日發布的《鋼鐵工業調整升級規劃（2016-2020年）》中說，“今后幾年，總需求低迷和產能過剩并存的格局難以出現根本改變，經濟增長不可能像以前那樣，一旦回升就會持續上行并接連實現幾年高增長，產能過剩已不可能通過歷史上持續、高速的經濟增長來消化。經濟發展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是結構性的，不是周期性的，是長期積累的深層次矛盾、是環境資源等發展條件的變化決定的，不可能通過短期刺激實現V型或U型反彈，將經歷一個L型發展階段”。

根據這個指導方針，這份文件有這樣一段今天看起來大大低估了中國發展勢頭的預測：“從國內看，‘十三五’我國鋼材消費強度和消費總量將呈雙下降走勢……國內粗鋼消費量在2013年達到7.6億噸峰值基礎上，預計2020年將下降至6.5億-7億噸，粗鋼產量7.5億-8億噸。”【2】

事實與此完全相反。鋼價從2015年年底開始周期性回升，訂單增長迅速，鋼鐵行業也在2016年扭虧為盈（同年4月的產能利用率高達88.93%，大幅超過世界平均水平）。其他被列為產能嚴重過剩的行業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但政府部門不承認前幾年的生產過剩是周期性的，反而繼續推行“運動式”的去產能。

由于需求頑強存在，中國粗鋼產量仍在緩慢增長：2018年突破9億噸，2020年突破10億噸（10.6億噸）。主管部門要求壓減產能，2021年砍掉3000萬噸產量，2022年繼續實施壓減，又砍掉1200萬噸的產量（至10.18億噸）。環保部門和統計部門也加入進來，把壓減重點放在大氣污染防治重點區域。

2023年，由于中央和國務院越來越關心經濟形勢，加上重點鋼鐵企業的利潤大幅下跌，這些部門沒有繼續大刀闊斧地去產能，改為產能平控（不增不減）。于是，當年的鋼鐵產量漲回到10.3億噸，而且鋼鐵的直接和間接出口非常強勁。

無論如何，“二分法”思維經不起一個“靈魂拷問”：為什么中國就不可以達到人均一噸鋼的水平？

造船工業的例子也有力地證明“產能過剩”的周期性。

中國造船工業也是在高增長階段迅猛成長起來。2010年，中國三大造船指標躍居世界第一（首次超過韓國），新接訂單量、在手訂單量和造船完工量在全球市場占比均超過四成。但是，全球船舶市場那時受金融危機的影響進入下行周期，中國企業普遍遭遇訂單不足。

2013年，造船工業被列入產能過剩名單。2016年，中國的造船完工量被韓國反超；2018年和2019年，中國在在新船訂單方面又被韓國反超。“反復爭奪”無非說明造船工業的根本問題是競爭力和技術進步。

在大約10年間，中國造船工業經歷了慘烈的“去產能”、破產重組等等，也受到一系列政策的限制。但即使在困難階段，中國造船工業仍然在進步，如2017年和2022年分別造出航空母艦“山東號”和“福建號”，從2020年起實現批量建造LNG（液化天然氣）運輸船，以及2023年造出超豪華郵輪等。

隨著疫情后世界航運市場的復蘇和技術進步，中國造船工業從2020年起再度超過韓國。到2023年，中國造船完工量、新接訂單量、手持訂單量以載重噸計分別都超過全球總量的一半，大幅度拉開與名列第二的韓國的距離。

這當然是一個令人鼓舞的成就，但據2023年9月的媒體報道，從2013年以來，造船工業就被銀行列為“謹慎類”行業并在“金融機構授信額度”等方面受限。該報道稱，“金融危機過后，十幾年來，船企盈利了，產業升級了，落后產能淘汰了，市場洗牌且復蘇了，政策上也多次發布金融服務的指導性文件。但是，落實到貸款上，造船民營企業的困境還是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3】

造船業是一個高杠桿化的行業，因為造船所需的材料、設備和勞動力報酬需要由造船企業提前支付，而造船企業高度依賴銀行的融資。在受到貸款限制的條件下，一些民營造船廠面對旺盛的需求只能放棄部分訂單。可見，在“二分法”政策思維的主導下，任何工業一旦被戴上“產能過剩”的帽子就再也摘不下來，所以中國造船工業在生機勃勃的情況下仍然受到壓制。

毫無疑問，“去產能”政策實際上延緩了中國造船工業的發展，但這個工業憑借自身發展出來的能力，照樣敢于吃下全球一半以上的訂單量——這恰恰是主張“去產能”的人所永遠無法理解的工業力量。

最新的例子是以石油為原料來生產成品油和化工產品的煉油工業。2022年，中國的煉油產能（9.24億噸/年）正式超過美國（9.07億噸/年），達到占世界總產量的近17%。無論從石油化學工業本身看，還是從世界地緣政治看，這都是一個標志性的歷史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