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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中國對世界發展的系統影響的論述

全球化的主導信條的承諾是，隨著經濟體融入世界市場，資本會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流動，推動他們的資本形成，但這卻并沒有出現。試問這一表現上的差異，究竟與中國的走出去是一個什么樣的關系？

回顧一下文獻，現有關于中國走出去的研究文獻基本上都是否定性、批判性的，主要集中于兩種論斷：第一個是所謂的“擠壓”論，認為中國出口的工業制品通過競爭將其它發展中國家的產品擠出了市場，包括國際市場及其國內市場；第二個論斷是所謂的“惡化底限”論，認為中國制造業的出口的競爭力主要源于廉價勞動力，這迫使其它發展中國家必須盡量降低勞動報酬、勞動條件來維持競爭力，以此來抵銷去工業化的壓力。這兩個論斷都蘊含著新古典經濟學的知識立場，都專注于局部均衡框架中的市場競爭。

就學術文獻來看，尤其是最近也出現了一些以新古典理論“可運算一般均衡分析”的基礎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如果說中國的出口符合比較優勢，簡單而言，勞動密集產品的出口過程對其它發展中國家確實是有損害的，這類似于“擠壓”論。但如果中國出口的產品違背比較優勢原則，技術密集性出口其實對其它發展中國家是一個正面的推動作用。當然中國的出口產品中，機械電子產品已經接近一半，機械電子產品按照各種各樣的標準來判斷，不能算是勞動密集型產品，而是技術相關的產品。因此新古典經濟學更全面均衡的分析是，指出中國的出口產品對其它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的正面作用超過負面作用。

文獻中還存在后凱恩斯/結構主義經濟學為基礎的研究，得出更加復雜的判斷，指出中國的出口擴張縱使有“擠壓”的成分，但是也為發展中國家帶來了廉價、技術合適的生產資料，中國的直接投資縱使有“惡化底限”的成分，但是也透過關聯效應為其他發展中國家創造就業、誘發工業化投資。運用復雜的計量分析得出的結果大相徑庭。比如按照結構主義經濟學的國際收支制約的經濟增長模型去計量分析，得出的結果是中國推動發展中國家的國際貿易條件的改良并沒有為經濟增長帶來多少推動作用，而另外一些計量分析得出來的結果是對發展中國家的生產性投資起到了推動作用。

無論如何，上述兩個論斷占據文獻的主流。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正面影響建立在現實觀察的基礎上，而不是一個純粹的理論判斷上。這一觀察的特別之處在于，強調留給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的窗口越來越小，世界范圍的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隨著新技術的出現，要想復制中國走過的快速工業化道路，這個可能性越來越低，甚至會出現過早去工業化的危險，這就暫時肯定中國走出去的兩個論斷。

這一論斷還派生出另外一個莫名其妙的詞，稱為“上海效應”，是世界銀行所鼓吹和推動的，稱由于中國大量進口初級產品導致了這些高度依賴中國市場的經濟體，聚焦于出口產品結構和內部生產結構的“初級產品化”趨向，進一步延伸導致了他們的政治越來越專制獨裁等。

所謂的“上海效應”的判斷包含兩種不相同的理論，一種是新古典經濟學著名的“荷蘭病”理論，認為是中國的進口誘導了他們的初級產品化，而與此相反的屬于馬克思主義依附理論，關鍵問題在于能力，就是說，如果國際貿易條件是對初級產品愈趨不利——而這是“舊國際分工” 格局下的常態——則意味著落后地區的經濟剩余外流，妨礙了工業化的推進。而這一點上中國與此相反，促進了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

世紀之交以來中國貿易的急劇擴張，所伴隨的是中國的國際貿易條件持續惡化、以及中國以外的發展中經濟體的持續改善。如果這些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從中國的貿易中獲得了很大的利潤收入，卻沒有將其用于工業化投資，那是因為他們內部的政治、經濟的問題，特別著名的例子：分別是拉丁美洲的巴西和非洲的安哥拉，它們是最極端的例子，高度向中國出口初級產品得到巨額收入和巨額利潤，但是它們因為內部的政治經濟制度并沒有把這些收入用于產業升級、工業化投資。

生產性投資的表現差異、以及其成因的復雜性，也構成了對中國“惡化（全球勞動環境和工資水平的）底限”論的質疑和否定。

關鍵是，生產性投資是促成勞動生產率提升的主要原因，包括提高資本和勞動比率、以及推動工業化進程從而使得農村剩余勞動力向（生產率水平較高的）工業部門轉移成為可能。

而尤其是自世紀之交以來，中國工業部門的出口競爭力的主要支撐因素是生產率提升，而非廉價勞動力。 圖六所顯示的中國生產率和工資水平快速提升的趨勢，正與“惡化底限” 論的判斷相反。

中國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

如果沒有中國走出去，世界發展本來會怎么樣？眾所周知，華盛頓共識主導了全球化的政策信條。所謂的“三代政策信條”，即1980年代強調貿易自由化、1990年代強調公共資產與公共服務的私有化、2000年強調金融自由化，都是為了一個普遍性目標：使所有生產性資源都變成可以在市場上進行交易的金融資產，也就是說使得金融資本要最大限度上實現跨境、跨行業的自由流動來追求最高的回報率。

按照馬克思的公式而言，如果貨幣資本沒有進入商品資本而直接進入貨幣資本，得到利潤的過程是通過買賣各種各樣的金融產品、股票、債券、衍生工具等，而沒有通過生產過程。這一過程壓制了生產性投資，壓制了生產性活動。按照政治經濟學理論，無論是馬克思主義抑或是凱恩斯的理論，都必須有生產性活動。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一過程是不可持續的。但詭異的是，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前，這一過程是持續的，哪怕之前有這里或那里的金融危機，特別是東南亞的金融危機。

為什么它會持續呢？這就是哈維所說的剝奪性積累，其實也相當于是原始積累。并不是資本主義之前才稱作原始積累，原始積累一直是資本主義的一個正常組成部分，它在當今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金融意義上的剝奪強權，通過世界范圍內的金融危機，廉價地將這些資源剝奪卷入進來；二是正常形態上的剝奪性，那就是所謂全球范圍內的掠食模型，通過新自由主義改革使得為全球生產的勞動力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需求。

根據國際貨幣組織的一個簡單估算，從1980到2005年，實際上全球直接為世界市場生產的勞動力的人數翻了兩番。人類歷史上所出現的這樣一個全球范圍內的勞動力市場，同樣也將中國的勞動力卷入進去。

這樣一個過程，對于后進發展當然是一個嚴重的破壞。為什么呢？所謂底線競爭過程，是全球追求最廉價的勞動力的過程，金融危機起到了更加巨大的破壞作用。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作為一個特例，透過內部的積累跳出了這個限制，這是全球范圍的特例。因為中國已經到了如此巨大的規模，它有可能支持全球規模的生產性投資，從而抵銷新自由主義的資本積累邏輯。

作者簡介：盧荻，經濟學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比較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經濟系教授，《政治經濟學評論》國際主編，Journal of Post-Keynesian Economics 編委。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經濟變革、全球化與后進發展、政治經濟學的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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