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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至17日，美國舊金山進入“APEC時間”。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第三十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這一西海岸港口城市召開，包括21個經濟體的領導人、部長、企業高管等在內的數萬人齊聚于此。

當前國際局勢復雜多變，全球經濟面臨重重暗礁。為此，會議發表的《2023年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舊金山宣言》強調，亞太經合組織必須利用技術和經濟進步，繼續釋放本地區的巨大潛力和活力，促進經濟增長，應對包括氣候變化在內的所有環境挑戰。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講話中提出的亞太發展“三問”——要把一個什么樣的亞太帶到本世紀中葉？如何打造亞太發展的下一個“黃金三十年”？在這一進程中如何更好發揮亞太經合組織作用？——引發廣泛共鳴的同時也引來熱烈討論。

APEC可以通過哪些措施“為所有人創建強韌和可持續未來”？打造亞太下一個“黃金三十年”，APEC如何更好地發揮作用？相應地，其自身機制又該如何完善，以切實提升合作的實效性？圍繞相關問題，觀察者網對話了曾擔任APEC愿景小組（AVG）中國代表的南開大學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研究中心主任劉晨陽。

【受訪者/劉晨陽】

·“主渠道”

觀察者網：今年APEC會議的主題是“為所有人創建強韌和可持續未來”。結合當前局勢，如何深刻理解“強韌”這個詞？具體表現應有哪些？

劉晨陽：“強韌”這詞并非在這次會議首次出現，而是近幾年在APEC中較為常見的一個關鍵詞。

首先，“強韌和可持續未來”與APEC制定的2040年布特拉加亞新愿景緊密相連——布特拉加亞愿景設定了到2040年建成一個開放、活力、強韌、和平的亞太共同體的目標。因此，“強韌”一詞對于打造亞太共同體而言也是非常關鍵的。

圖片來源：NBC

從當前大背景來看，我認為“強韌”之所以成為APEC會議中經常出現乃至成為新愿景的關鍵詞，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含義。

一個是從應對挑戰和危機的能力方面體現韌性，即當遇到較大的結構性沖擊或突發事件時，APEC能否協調組織大家一起有效應對。最典型的例子是1997年的東亞金融危機、2008年的次貸危機，以及2003年的非典和近年來的新冠兩次疫情，這些都屬于突發的大規模的對地區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都會產生影響的事件。APEC在面對這些危機時采取的措施，體現了它作為一個非常有效的區域合作機制的特點和能力。

另一方面，韌性體現在能否為經濟增長提供一種強勁的內在驅動力。這種經濟增長不是單單追求速度，也不是看重在一個階段內過快實現，曇花一現；而是長期擁有內在驅動力，實現健康的、可持續的發展。這驅動力是多元的，包括創新和新技術的發展。要想通過一些包容性和平衡性措施讓各個成員充分參與合作、分享合作成果，增強發展內生動力是關鍵因素。

觀察者網：這次APEC峰會看上去成果頗豐，在您看來有哪些點值得大家多加關注？

劉晨陽：這次的《領導人宣言》有幾個地方讓我印象較深。

首先，它非常明確地強調APEC在亞太區域經濟合作中的“主渠道”地位。在我的印象中，AEPC過往這么多年的《領導人宣言》都從未明確強調過這點。

其實，這也是過去多年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經濟體經常表達的一個訴求，而這次《領導人宣言》正式把這句話凸顯出來，這說明在當前全球和地區的政治經濟格局演變趨于復雜的背景下，大家充分認識到APEC所獨具的推進區域經濟合作的價值，以及其合作模式的優勢所在。

先前大家對于亞太路徑之爭可能有些擔憂，比如擔心美國的“印太戰略”會不會對APEC形成根本性沖擊，并分散APEC成員參與合作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我認為如今這個“主渠道”的表述，為APEC未來的發展奠定了一個良好的共識基礎。

圖片來源：新華社

在會前，一些媒體也分析如何凝聚APEC成員們的共識，找到一些有交集或利益交叉的領域，更加有效、明確地推進新愿景的落實。這應該也是本次會議大家期待的重點之一。

通過這次的宣言，我認為在找交集共識方面，大家已經達成了許多實際的合作意向和開展合作的方向。突出的合作主要集中在新遠景三大主要支柱領域中的包容和可持續發展領域。因此，我注意到這次宣言中的很多內容與應對氣候變化、能源轉型、低碳發展、糧食和能源安全，以及扶植那些受到經濟發展模式及能源轉型沖擊的弱勢群體，幫助他們更好地參與經濟活動等內容密切相關。

從這個角度看，在下一個階段，APEC作為區域合作的主渠道，大方面的理念可能更接近亞太共同體或中國強調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涉及民生和不同群體如何更好、更平衡地參與合作，讓大家共同從包容和可持續的角度實現合作共贏。

·打造亞太下一個“黃金三十年”，APEC能做些什么？

觀察者網：您剛提到“印太戰略”對APEC的沖擊，這次美國一邊舉辦APEC，一邊召開由其主導的“印太經濟框架”（IPEF）部長級會議。除了IPEF，亞太地區還有各種自由貿易協定（FTA）等，比如《美加墨自貿協定》，并且類似組織、協議還在不斷增加和發展。在您看來，這些與APEC是互為補充，還是某種程度上存在競爭或干擾？

劉晨陽：這個問題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看。

首先，從區域合作機制的類型劃分，我們可以將其分為約束性和非約束性兩大類。APEC始終將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作為自身框架下的一個重要議題，因此你剛才提到的各種類型的自由貿易協定的衍生和發展，都是APEC在積極促進，并起到協調者的作用，讓自貿協定之間平衡發展、相互促進，而不是產生封閉式貿易集團相互競爭的效果。

在某種程度上，一方面，我認為APEC發揮了驅動區域經濟一體化深度發展的角色；另一方面，這些協定與APEC的自主自愿、靈活漸進、協商一致以推進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的模式，客觀上形成了互補關系。成員們可以根據自身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接受市場開放能力的高低，在APEC框架下采取制度舒適性更高的模式，參與基于自主自愿的開放；當條件成熟或具備能力時，再加入不同水平、不同大小的自貿協定。我認為這兩者之間不存在沖突或相互競爭。

另一方面，APEC在設定2040年新愿景時，也將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作為貿易投資的重要方面；同時，將亞太自貿區作為一個最能體現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水平的中長期目標。也就是說，APEC現在要做的是解決亞太地區已存在的各種自由貿易協定數量眾多且標準不一的現狀——這是一種類似“意大利面碗效應”的復雜局面。

通過亞太自貿區，它將構建一個涵蓋整個亞太地區的高水平制度框架，較理想的模式是將現有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和《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這樣的大型自由貿易協定作為各自平行發展路徑，再通過融合對接或進一步擴員等方式實現亞太自貿區。

寧波舟山港北侖港區集裝箱碼頭作業場景（資料圖/新華社）

從這個角度來看，自貿協定能否健康發展乃至最終融合對接，在某種程度上也是衡量APEC能否在2040年真正實現亞太共同體目標的一個最關鍵的因素。換言之，我認為建成亞太自貿區應該是亞太共同體目標中最具代表性、最亮眼的成果。因此，我們應該客觀地看待APEC與地區自貿協定之間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