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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歷史的轉折點往往出現驚人的巧合。

2000年，發展中國家對全球經濟增長之貢獻首次超過發達國家，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和2008年金融海嘯之后，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經濟增長速度和貢獻度的差距進一步擴大。

發展中國家對人類財富創造的貢獻首次超越發達國家，標志著19世紀后期第一次全球化時代所形成的全球經濟權力格局開始根本逆轉，標志著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所形成的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之“南北格局”開始決定性位移，標志著自1492年西班牙探險家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自1498年葡萄牙探險家達?伽馬首次航海抵達印度之后，歐洲（以及后來的美國）始終占據全球舞臺重心的格局開始動搖。

1990年—2010年，以GDP計算，中國經濟占全球經濟比重從4%上升到7.77%，一躍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印度從3%上升到5%。相應地，美國經濟占全球比重則從23%下降到20%；歐洲從27%下降到20%；日本從9%下降到7.28%。此起彼落之態勢相當顯著。

然而，無論是中國和印度，還是其他發展中國家，其趕超發達國家之路，絕不可能一帆風順。相反，過去40年來，全球經濟出現史無前例的結構性失衡，它們既給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創造了歷史性機遇，同時也給發展中國家的財富累積和社會發展帶來巨大風險。假若中國不能審時度勢、高瞻遠矚，徹底認清全球經濟結構性失衡所蘊含的巨大風險和歷史機遇，并據此制定偉大深遠的國家戰略，那么，我們的趕超步伐就可能戛然而止，我們的歷史機遇就可能轉瞬即逝，我們的宏偉理想就可能化為泡影。

發達國家高赤字成為全球流動性過剩根源

過去40年，全球經濟出現四大結構性失衡。

（1）真實經濟（或實體經濟）增長持續放緩、社會福利開支持續擴大、最低工資和就業保障制度日益僵化、人口老化和經濟結構性問題日益惡化，導致幾乎所有發達國家出現嚴重財政失衡，具體表現為發達國家財政赤字持續攀升和債臺高筑。

2011年，主要發達國家的財政赤字與GDP之比例將分別達到：歐元區：5.1%；日本：9.5%；美國：9.7%；德國：3.7%；葡萄牙：5.2%；西班牙：6.9%;希臘：7.3%；愛爾蘭：11.2%。2011年，主要國家公眾債務占GDP之比將分別達到：美國：72.7%；歐洲：70.4%;日本：220%;德國：60.4%;愛爾蘭：63%；西班牙：60.9%;希臘：117.2%；葡萄牙：82.9%。

為了給高赤字和高債務融資，發達國家一邊借助金融債券市場，一邊借助貨幣擴張，成為過去40年全球流動性過剩的基本根源。目前全球債務總規模超過90萬億美元，是全球GDP的1.4倍，主要源自發達國家為高赤字和高債務融資。

（2）發達國家的高赤字和高債務意味著發達國家的整體投資和消費超過整體儲蓄，國際收支賬戶就必然出現巨額赤字。發達國際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國際收支失衡，成為全球經濟失衡最引人注目的特征。

2010年，發達國家總體逆差約8000億美元，發展中國家總體順差約8000億美元。國際收支失衡的主要代表是美國和中國。2010年，美國經常賬戶逆差大約4500億美元，中國經常賬戶順差大約3500億美元。美國成為全球最大債務國；中國則成為全球最大債權國。中國持有美國國債9000億美元，約占美國對外國債的21%，日本20%，英國11%，OPEC5%，巴西4%，加勒比國家4%，俄羅斯3%。

2010年，中國累計外匯儲備達到2.847萬億美元（2011年5月已經接近3.2萬億美元?。?年內凈增加4400億美元。亞洲各國和地區（中國、日本、中國臺灣、韓國、中國香港、新加坡）累積外匯儲備超過5萬億美元。占全球外匯儲備（約為9.3萬億美元）的53%。

總體而言，發展中國家的儲蓄或貿易順差成為美國和其他一些發達國家財政赤字或國際收支逆差的主要融資來源。1961年，法國著名的國際經濟學者、國務活動家和戴高樂的經濟顧問雅克?魯夫（Jacques Rueff 1896-1976）曾尖銳批評美元霸權貨幣體系：“當代國際貨幣體系已經淪落為小孩子的過家家游戲。歐洲各國辛辛苦苦賺回美元和英鎊，然后又毫無代價地拱手返回給發行這些貨幣的國家，就好像小孩子們玩游戲一樣，贏家同意將賺回的籌碼奉還給輸家，游戲卻繼續進行?！边@樣的格局今天依然沒有改變，甚至變本加厲。

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嚴重背離

（3）發達國家的高赤字和高債務刺激史無前例的金融創新和貨幣擴張，從而導致全球虛擬經濟規模和真實經濟規模持續快速背離，成為全球貨幣金融體系持續動蕩的總根源。

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盡管發達國家實體經濟復蘇緩慢乏力，然而，股市、債市、外匯市場、大宗商品市場、衍生金融工具市場等貨幣金融市場早已恢復乃至超越金融海嘯之前的水平，全球虛擬經濟與真實經濟相背離的局面日益惡化。

以金融資產規模與GDP之比來衡量虛擬經濟和真實經濟之背離。2010年，全球金融資產規模已經高達GDP的340%，其中美國達到420%，歐元區達到380%，英國達到350%。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所釋放的流動性，相對部分乃至大部分進入貨幣金融投機領域。雖然經歷了2007年次貸危機和2008年金融海嘯的巨大打擊，但是，“投機賭博資本主義”浪潮早已卷土重來，且規模愈來愈龐大。

（4）前述三大失衡的最終結果，則是全球虛擬經濟創造中心和真實財富創造中心出現嚴重背離。具體體現為全球制造業中心（真實財富創造中心）和貨幣金融中心快速分離。

制造業中心已經決定性地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尤其是轉移到亞洲（重心又是中國），貨幣金融中心卻依然由發達國家掌控。易言之，東方擁有真實財富創造中心，西方掌控貨幣金融中心；東方制造真實產品，西方創造貨幣購買力；東方為全世界制造產品，西方為全世界產品定價；西方大量發行債券和創造各種金融產品，東方則用自己的儲蓄去購買這些金融產品；東方儲蓄，西方消費；東方節儉，西方揮霍；西方向東方借錢，東方給西方融資。

虛擬經濟和真實經濟之嚴重背離，真實財富創造中心和金融產品創造中心之嚴重背離，是今日全球經濟的基本模式，是過去40年人類經濟出現的奇特歷史現象。它是全球金融危機和一切重大宏觀經濟難題的總根源。

虛擬經濟和真實經濟之嚴重背離，真實財富創造中心和金融產品創造中心之嚴重背離，讓所有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收入分配格局里處于十分不利的地位，甚至有可能長期陷入“貧困性增長困境”。

“貧困性增長”現實

早在1950年代，經濟學者就提出純粹貿易條件下（不考慮貨幣金融）“貧困性增長”的假說。后來的理論和實證研究表明：純粹貿易競爭條件下的“貧困性增長”只是一個理論假設，現實中并不存在。然而，一旦將貨幣金融體系所決定的定價權壟斷和購買力創造（Creation of General Purchasing Power）考慮進來，“貧困性增長”就成為天天在發生的殘酷現實。

所謂“貧困性增長陷進”，是說一國無法掌控自身制造產品的定價權尤其是出口的定價權，于是，該國生產越多、出口越多、貿易條件就可能越惡化、相對收入(以可支配收入衡量)就可能越來越低！在全球收入分配格局里處于越來越弱勢的地位。

盡管中國GDP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人均GDP卻在世界100名之后，人均可支配收入則更低。以中美之間差距為例。2010年，美國GDP為14.6萬億美元，以3億人口計算，人均GDP為4.87萬美元，中國人均GDP為4200美元，看起來美國只是中國的11.6倍。然而，根據筆者的測算，如果以每小時可支配收入計算，美國人至少是中國人的44倍！

“貧困性增長陷進”還表現為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低于GDP增長速度。中國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長期低于人均GDP增長速度，是公認的事實。這也是為什么2011年《政府工作報告》和“十二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確保人民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超過GDP增長速度。

如果對照中國國內物價水平和歐、美、日等發達國家的物價水平，你就會發現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許許多多商品，無論是絕對價格還是相對價格，發達國家都比中國要低！以公寓和別墅為例，國內一線城市許多地區的公寓和別墅價格已突破百萬美元乃至數百萬美元，超越了美國和歐洲許多中心城市同等面積公寓和別墅的價格，況且我國公寓和別墅的周邊環境與歐美還不能相提并論。最令人沮喪的是普通消費品，譬如襯衫、皮鞋、運動鞋、西服、襪子、玩具等等，絕大多數是Made in China，國內售價往往是歐美售價的兩倍或數倍。以耐克運動鞋為例，國內一般售價在900元之上，折合美元約140元，歐美售價高者不過70美元，一般為40美元左右。

“貧困性增長困境”根源

“貧困性增長困境”絕非是中國獨有的現象。過去40年來，盡管非洲、拉美和亞洲發展中國家之絕對收入水平有顯著提升，然而人均可支配收入與發達國家之差距卻反而持續放大。

造成“貧困性增長困境”的原因自然非常復雜：發展中國家經濟總體上處于全球產業鏈的中低端、勞動生產率相對較低、產品技術含量和創新不足、缺乏自主品牌和國際知名品牌、許多企業主要依靠來料加工、只能賺取非常低的加工費等等。

然而，實體經濟方面的差距只是“貧困性增長陷進”的部分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總體而言，發達國家控制著全球貨幣金融體系，直接和間接地控制了全球經濟體系的定價權，包括全球貨幣、金融資產、戰略資源（能源、糧食、工業金屬等等）的定價權，從而控制了全球收入分配格局。以鐵礦石為例，最近10年來，中國購買的鐵礦石總量已經超過全球鐵礦石貿易量的50%，卻依然缺乏鐵礦石價格的決定權。

從貨幣金融角度觀察，全球經濟主要面臨五大風險：發達國家高赤字和高債務導致的債務危機（包括歐元區債務危機和美國債務危機）、以美聯儲為首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主要貨幣匯率的急劇動蕩和發展中國家的貨幣升值壓力、國際投機熱錢肆意橫行、大宗商品價格持續暴漲。

面向未來，如何避免深陷“貧困性增長困境”，如何妥善應對全球貨幣金融體系的五大風險，是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發展中國家急需解決的最大問題，需要全方位的深遠戰略。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理事、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