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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訪/觀察者網 徐俊】

觀察者網：根據網上的消息，您是1977年參加高考的，應該是高考恢復后的第一批考生。請問您當時為什么會選擇哲學系，又是什么機緣讓您選擇從事儒學研究，并且不斷地在海外進行推廣的？

李晨陽：謝謝觀察者網的采訪。是的，我是高考恢復后的第一批考生。結束上山下鄉回城后，我在一個地方政府做秘書工作。考大學主要是想通過學習哲學來提高自己的理論水平。在北大讀書期間，我逐漸對西方哲學產生了興趣。

碩士畢業一年后我去了美國留學。我先到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一年以后轉到康乃狄克大學，跟隨喬爾·考普曼（Joel Kupperman）學習分析哲學和比較哲學。他哲學研究的一個特點是參考中國和印度哲學思考問題，這對我影響很大。

博士畢業工作后，我主要講授西方哲學。當開始教一些中國哲學的內容之后，我越來越覺得西方人講的中國哲學的哲學性不強。這也難怪，當時在歐美從事中國哲學的學者主要是東亞系、歷史系、或者宗教系的。他們大部分人并沒有進行過正規的哲學訓練，很難跟哲學界進行有意義的交流。他們無疑對海外傳播中國文化做出了有益的貢獻，但是也不得不承認，他們對中國哲學的表述也加深了海外對中國沒有哲學的偏見。

我在發表了幾篇純語言哲學的論文之后，就把主要精力慢慢轉向研究中國哲學，特別是儒家哲學。儒家哲學與儒家的文化傳統有很緊密的聯系。我少年時代跟祖母生活了很長一段時間，也曽到鄉下陪外祖父、外祖母同住，受到了他們潛移默化的影響。應該說，他們是我最早的儒學啟蒙老師，為我以后的研究儒學打下了堅實的生活體驗基礎。在美國教書近二十年后，2010年我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牽頭建立哲學系，我們系的重點之一就是儒家哲學。能夠在海外為推廣儒學的研究和傳播做一點事情，我感到很欣慰。

觀察者網：您在談論儒家的時候有沒有遭受一些質疑，比如：孔孟自己都沒有能夠拯救天下，給天下帶來太平，為什么到了現代還要研究，并且推廣儒家思想？您是怎么回應的？

李晨陽：這個問題很有意義。在國外講授哲學，尤其是在英文語境里講授哲學，是一種平等地跟學生講道理的過程。我在闡述儒家觀點時從來不說儒學可以拯救天下。我主張儒家哲學的很多思想對現代社會仍然有重要意義，仍然值得堅持和推廣。

比如，儒家關于“愛有差等”的思想有沒有道理？我們在實際生活中是否應該奉行？在這一類問題上，學生往往是分為兩派的。有些人贊成，也有人反對。對于持反對觀點的學生，我不要求（其實也不能強求）他們接受儒家的觀點，但是他們必須了解儒家“愛有差等”的理由，盡管他們認為這些理由不夠充分。

另外，不少學生對于儒家的“禮”感到很陌生，不理解社會生活為什么需要“禮”。我就問他們，你畢業時會參加畢業典禮嗎？他們絕大多數人都會參加。我告訴他們，畢業典禮就是一種“禮”。所以，他們跟儒家的差別不是要不要“禮”，而是要什么樣的“禮”，要多大程度的“禮”。對儒家而言，也有一個更新“禮”的形式的問題。

有些古代的形式在今天可能不適用了。但是這并不表明“禮”的概念完全不適用了。我近年來主張“禮”是一種“文化語法” （cultural grammar）。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禮”，就像不同的語言有不同的語法一樣。語言不能沒有語法，文明社會也不能沒有“禮”。這么一講，學生就可以理解儒家為什么講究“禮”了。

我總的感覺是，在當前的多元世界中，儒家哲學有其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們需要向世界說明它的重要意義。只有通過說理的方式才能達到這個目的。說理就必須用人家聽得懂的語言來溝通，否則只能徒勞。這也許是在海外做儒學的人們感受最深的吧！

觀察者網：您在海外教書的時候，您覺得當地學生對于儒家思想，或者其他中國哲學流派的接受程度有多少？他們認同“孝悌”以及“關系性自我”（relational self）這樣的觀念嗎？

李晨陽：我一直認為，教書不是傳教。在海外講授儒家哲學的目的跟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傳教的目的有著根本區別。我要求學生能了解儒家哲學，能把它的觀點和理由說清楚，最好是能夠有同情的理解，而不期望他們系統地接受儒家思想。對大多數學生而言，這種期望可以實現。

“孝悌”大概是在海外、尤其是現代西方社會最難讓學生接受的觀點。在討論孝的問題時，學生很容易分成兩派。有贊成的，也有反對的。我想這跟他們自己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經歷有關。比如有天主教背景的，家庭關系比較好的學生，更容易認同“孝”的觀念。在這方面，其實國內也有類似的情況。我本人也不認同自漢代以后那種極端的“孝德”，而贊成荀子對“大孝”的闡述，即與大義不相背離的孝道，認為它在現代生活中更有生命力。

山西安澤縣荀子像（圖源：騰訊網）

“關系性自我”是近年來西方女性主義關愛倫理學的一個重要命題。它與儒家哲學的倫理思想有相似之處。關愛倫理學是20世紀最后20年的西方哲學領域的重大突破，現在跟康德倫理學、功利主義、以及德性倫理學并駕齊驅，是現代西方哲學的顯學，很值得重視。近二十多年來我也一直研究關愛倫理學與儒家倫理學共同關心的問題。

由于關愛倫理學的影響，儒家“關系性自我”的觀點對學生并不那么陌生。我認為，在這方面，儒家哲學與關愛倫理學是同盟軍，可以互相借力，互相支持。多年來我一直主張，世界上各種受過時間檢驗的文化傳統的主要價值是相通的，盡管它們在各個傳統中的優先性和具體表現形式會有所不同。儒家的仁、義、禮、智、信等觀念有普世的意義，不難被人接受。

觀察者網：在研究西方哲學和與西方哲學界打交道的過程中，您覺得有哪些方面是我們可以學習的？

李晨陽：英語世界的哲學界跟中國國內的哲學研究至少有兩方面的不同。在格局上，前者更重視哲學問題的討論，而不是哲學史的研究。大體上說，哲學史是關于歷史事實的研究，包括文本的事實。假如我們對哲學史實掌握了充分的可靠信息，有良好專業訓練的人對于研究的問題應該可以得出相同的或者至少相似的結論。比如說，我們原來對荀子批評孟子的“五行”的內容不清楚。后來出土的帛書和竹簡中有《五行篇》，我們就知道了荀子說的“五行”是“仁、義、禮、智、圣”。通過對各種文本的研究，專家們可以說明這里每一個概念的意思。

哲學則更有主觀說理的成分，并沒有一套可靠的科學方法。關于事實的充分信息不能解決哲學觀點的分歧。“愛有差等”的思想是孟子還是別人最先提出來的？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來的？是什么意思？諸如此類是哲學史的問題。這個命題是否成立，為什么能成立或者不能成立，則是哲學要解決的問題。能夠通過事實證明的科學真理都不是哲學。哲學命題總是可以商榷、可以繼續討論的。

西方人常把哲學看作一種思想的活動：學哲學是要鍛煉人的思維能力，提出有意義的問題和見解，論證有關的觀點。做哲學研究就要投入到思想的交鋒之中，這跟在歷史系或者東亞系的人很不一樣。

相比之下，中國哲學界很多人把哲學看作一種學問。大多數情況下，做哲學研究是研究某一個或者幾個思想家。當你問一個英語世界的哲學系老師他是做什么研究時，他一般會說是做倫理學、或認識論、或形而上學，很少有人會說自己是研究柏拉圖或者笛卡爾的。這個特點在他們哲學系的網站上很明顯。2019年西方評出的50位最有影響的哲學家都是以研究哲學問題而入選的。國內哲學系的老師則以做哲學史居多。即使兩者都做的人，也以哲學史為主，教出來的學生也大多是以哲學史為本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