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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經略研究院研究助理 郭靖媛）

12月來，一些地區和醫院關于限制醫用耗材使用的通知在網絡廣泛流傳。一系列相對高價、進口的醫療耗材在年末被嚴格限制使用，甚至住院患者數量和住院天數被限制壓縮。年關將至，醫院的捉襟見肘卻給患者帶來了恐慌：以后生大病也要挑時間，千萬別趕上年末！

但醫保危機是否真如輿論所言，已經到了“醫保已經穿底，買商業醫療保險才是真的保平安”的地步？年底是不是真的生不起病、不敢生病，甚至“大病請自裁，早死早愛國”？控制醫療費用是不是只能以犧牲服務質量為代價？年末爆發這場耗材風波確實反映了當前醫療領域中的一些嚴重問題，但只是情緒化地喊喊口號可搞不清問題背后的真相。

網傳醫院下發停用部分醫用耗材的通知  圖源：北京青年報

限制醫療耗材使用，直接原因在于控制醫療費用。近年來，隨著醫保的普及加上公立醫院的逐利性，我國醫療費用增長幅度很快。為了控制醫保費用過快上漲，減輕醫保部門壓力，2013年起我國開始建立醫保控費系統。其中一個主要手段是“總額控制”，即醫保部門對每家醫院全年的醫保支出進行總額控制，并且在年初撥付給醫院。一旦醫院在年底前將分配的醫保費用額度使用完，超支部分需要自行承擔。而醫院又把這一壓力下放至各科室，出現了年末不敢使用高價耗材，不愿接受住院病人的現象。

除了醫保部門之外，衛生計生部門也肩負著控制公立醫院醫療費用的責任。2016年6月，國家衛計委印發《關于盡快確定醫療費用增長幅度的通知》，要求到2017年底，全國醫療費用增長幅度降到10%以下。有些地方的控費結果在多數情況下直接與醫院評級和醫院員工工資掛鉤，在雙重壓力下，限制耗材實屬醫院的必然選擇。

相關討論再一次把中國醫改推向風口浪尖，其中不乏一些過分悲觀的聲音。有人認為，停用醫療耗材反映的是醫保基金已經收不抵支，出現了大范圍的虧空。事實上，今年11月財政部社保司的數據顯示，2016年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基金收支結余為623億元，年末滾存結余3330億元，較2015年分別增長0.5%、23.1%。居民醫保基金2016年一年的支出規模只有8088億元，而結余就有623億元，累計結存更是達到3330億元，足夠使用四五個月。這表明雖然醫保基金的收入壓力在不斷增加，但離徹底的虧空還有一段可以控制的距離。可見，不虧空已經遠遠不是醫保部門的底線，盡量多的結余才能最大降低風險。

可見，限制耗材使用，并非主要出于醫保基金虧空的原因。那么，問題出在哪里呢？實際上，這是由于醫保管理體制的不合理所造成的。首先就在于人力資本和社會保障部門與衛計委下屬各醫院之間的“分而治之”。

將醫保作為第三方支付者，其主要作用是對醫療服務提供者進行監督和約束，避免醫保費用的浪費，但這也造成了醫保部門與具體醫療活動的脫節，醫保部門掌握大量資金，但是卻沒有動力、也沒有責任對患者的健康和醫療服務的績效負責，而只是對自己掌握基金的盈虧負責。如前文所說的，爭取盡量多的結余，能最大降低部門風險，因此并不關心患者真正享受到了多少福利。控制高價耗材的濫用，減輕患者負擔本是分而治之的題中之義，但只求結果不求過程的“甩手掌柜”做法，一定會讓相當部分的合理需求成為陪葬品。

這種分而治之的管理方法也在一定程度上違背了醫保設立的初衷。基本醫保是一種法定保險，原則是“保基本”，其目的是滿足大多數人最基本的醫療需求，緩解疾病給患者及家庭帶來的經濟負擔，防范因病致貧。這個目標不應輕易地擴大或縮小，也要避免一些超出基本需求和重復性高、效果并不顯著的“豪華藥”進入醫保目錄，侵蝕大多數患者的普遍利益。醫保究竟可以報銷什么，這需要人社、衛生和醫院等多部門共同商定，讓每一分錢都用在刀刃上。否則就可能出現用醫保卡買洗衣粉、洗發液的荒唐事。

湘潭市中心醫院曾存在多收取護理費，醫用耗材費等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