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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迪拉·甘地沒有父親一呼百應的威信，于是從一開始就表現得更加專橫獨斷。1975年，她在身陷弊案、遭受圍攻時，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逮捕了所有反對黨領導人，將14萬平民不經審訊關進監獄。這其實是英印政府當年常用的一招：民事戒嚴（civil martial law）。其招數包括：大規模逮捕，擱置常規司法程序，當桀驁不馴的反抗勢力造成的危險平息后，再釋放囚犯，恢復司法和選舉機制。印度獨立后，中央政府用這一招來對付不聽話的邦政府，屢試不爽——到1977年用了不下40次，只有5個邦幸免于難。尼赫魯父女實際上都是殖民者的好學生，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英迪拉·甘地（1917-1984，印度第三任總理）

震蕩巨大的緊急狀態成為印度政治的分水嶺，因為民眾對此的反應打破了國大黨自獨立以來對中央政府的壟斷。雖然1977年大選后取代國大黨的反對黨聯盟只是曇花一現，尼赫魯王朝又在英迪拉·甘地和拉吉夫·甘地手中繁盛了很長一段時間，但國大黨最強勁的對手——印度人民黨就此脫穎而出，并在二十年后成長到能夠與國大黨分庭抗禮的程度。隨著明確標榜印度教民族主義的人民黨發展壯大，印度立國的結構性缺陷更加充分地暴露出來。

在爭取獨立的斗爭中，國大黨是以“世俗民族主義”自居的。若非如此，國大黨就不能自稱為整個次大陸的代言人。分治之前，英國官員通常將國大黨將要治理的區域稱為印度斯坦（Hindustan），國大黨領導人私下里有時也會使用這個稱謂。

印度獨立后，官方立場是拒絕任何宗教身份，強調國家的統一性，但憲法并未將印度界定為世俗國家（secular state），也沒有樹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沒有統一的民法典，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日常生活仍然服從于其宗教傳統。賤民“不可接觸”的陳規被廢除了，種姓制度本身卻巋然不動。政府頒布了保護母牛和禁酒的法令，國會也為兩個少數族群——“在冊種姓”（Scheduled Castes）和“在冊部族”（Scheduled Tribes），也就說今天所謂賤民（Dalits）和原住民（Adivasis）——設置了保留席位，但卻沒有穆斯林的份。

國大黨之所以對分治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正是因為他們不能直面自己就構成成分而言主要是一個印度教政黨的事實，不承認有善待穆斯林反對黨的必要，而是沉浸在自己代表著整個國家的幻覺中。據實而論，印度既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世俗國家，也沒有公開奉行認信主義（confessionalism，法理上融合宗教與政治，政治和體制權力在不同宗教群體間按比例分配），國大黨的世俗主義并不虛偽，而是半心半意。

言行之間既然有此裂隙，那就必須設法把話給說圓。國大黨解釋道，世俗主義在印度絕不意味著國家和宗教的簡單分離。一種說法是，印度的世俗性就在于，國家雖然資助這種或那種宗教機構或者活動，但和各種各樣的宗教信仰都保持著“等距離”（equidistance）。另一種說法則表示，國家應該和各種宗教保持“原則上的距離”（principled distance），但在面對不同的宗教時，這個“原則距離”又是有彈性的。這樣，在公共權力和虔信群體之間，發展出了更加豐富、更有價值的關系網絡，比起西方和遠東的政教分離，更符合多元文化時代的最高理想。

這話看起來真是滴水不漏！（甚至讓飛流產生了鼓掌的沖動）然而，安德森不為所動，直搗黃龍：穆斯林在這種“等距離”或者“因群制宜”（group-sensitive）的世俗主義下，究竟過得怎么樣呢？

2006年，政府任命的桑奇委員會（Sachar Commission）匯報，印度有1.38億穆斯林，占總人口的13.4%，識字率低于60%，其中三分之一屬于印度最窮困階層。6-14歲的穆斯林兒童中，有四分之一沒有入學。印度最好的五十所高等院校中，只有百分之二的研究生是穆斯林，在精英技術學院中，這個比例是百分之四。穆斯林在城市中找到正常工作的機會比賤民和原住民還少，失業率則高于后者。

穆斯林群體的貧困，有其歷史淵源。印巴分治時，大部分中產階級穆斯林都移民去了巴基斯坦，留下來的穆斯林既貧窮又缺乏組織領導，在新生的印度共和國一開始就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印度憲法賦予少數群體代表權，為數眾多的穆斯林不在“少數群體”之中。賤民和原住民在人民院有保留席位，后來又獲得了公務員職位的保留配額，“其他落后階層”（種姓）也逐漸得到了后一類照顧。這些都沒有穆斯林的份，理由是這會把宗教引入國家事務，從而損害世俗原則。印度社會的最底層不是賤民，也不是原住民，而是穆斯林。

顯然，苦難如此深重的群體，不能讓他們拿到槍桿子，盡管投身行伍是世界各國窮人的社會上升通道之一。在印度的近200萬“安全機構”人員中，穆斯林少之又少。1999年，印度前國防部長無意中透露，印度的110萬現役軍人中，只有1%是穆斯林。而在印度調查分析局（Research and Analysis Wing）和情報局——相當于印度的CIA和FBI——中，一個穆斯林都不能要。和英國殖民時期一樣，印度軍隊大體上由印度教徒組成，點綴著錫克教徒，輔以來自尼泊爾的廓爾喀人。

穆斯林群體中的名人——板球手或電影明星，科學家或者擔任象征性職務的官員——并不能給大多數印度穆斯林的社會地位帶來實質性的改變。考慮到他們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印度穆斯林和美國黑人可堪比擬。前者沒有背負種族污名，其中還有一個小小的出身上流階層的精英群體，但大多數人的處境比美國黑人還要糟得多，因為他們得不到平權政策（affirmative action）的扶助，而且，在一個種姓社會，他們只能內部通婚，也就無法通過婚姻來改變自己的命運。作為一個群體，穆斯林在印度就是二等公民。

印度國寶影星沙魯克·汗（Shahrukh Khan），就是穆斯林

事實俱在，國大黨的漂亮話也就落了空。的確，國大黨始終堅持著世俗理想，但它在構成和實踐上又扎根于印度教群體。正如國大黨從未認真嘗試與穆斯林聯盟達成任何協議，國大黨主宰的印度也從未認真采取措施來改善其穆斯林少數群體的社會或政治地位。任何真正世俗的政黨和國家都會優先考慮這類問題，對于國大黨來說這卻是最無關緊要的。這個政黨不愿直面宗教迷信和偏見，因為其統治基礎就是印度教種姓社會。如果說人民黨的崛起使得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矛盾有激化的趨勢，此前執掌印度數十年的國大黨也是要為從未努力消除這種矛盾而背鍋的。

（文章轉載自微信公眾號“經略網刊”，ID：jingluewangk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