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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中央紀委副書記、監察部部長楊曉渡表示，有資本希望在掌握經濟權力之后，謀取政治上的權力，這是十分危險的。

這一表述十分精煉地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一個制度優勢，同時也是中國制度的底線，那就是：政治是政治，經濟是經濟，不允許資本和政治權力的合作。這是中國制度的核心優勢之一，需要長期堅持。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權力和資本的合作是制度化的。亞當·斯密（1723-1790）生活在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時代，他在《國富論》中痛斥資本家通過操縱和賄賂政客來剝削工人，呼吁結束這種官商勾結，讓“看不見的手”發揮作用。可見，斯密不是抽象地反對政府干預，而是反對那種“同資產階級勾結起來壓迫工人的腐敗政府”，這一點同馬克思是高度一致的，《資本論》第24章以“所謂原始積累”為題，譴責資產階級政府“欺騙性地出讓國有土地，盜竊公有地”，“把工人剛剛爭奪到的結社權剝奪掉”，“使領工資的工人陷入……奴隸般的依賴狀態”。

所以，自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確立開始，對其的批判就一直存在，其中最為影響深遠的就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追逐利潤為主導的生產方式，最終將導致資產階級和工人之間的尖銳對立，從而使反對資本主義的力量擴大和集結，最終資本主義將培養自己的掘墓人。

然而，歷史并沒有按照馬克思的設想前進，社會主義是首先在蘇聯、中國等東方落后國家實現的。然而，由于這些國家并不是在資本主義充分發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矛盾充分暴露的情況下建立的，所以就面臨著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之后，如何對待資本、如何對待市場？這是馬克思并沒有回答的問題，也是西方國家沒有條件回答的問題。

在這個問題上，中國經過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的探索，形成了一條不同于蘇聯、不同于西方的道路，那就是既充分利用資本和市場，又利用社會主義的國家政權，約束資本和市場，讓資本和市場為社會主義服務、為人民服務。這種模式，既不同于蘇聯的消滅市場，也不同于西方國家讓資本在經濟和社會生活中占據支配地位。而是從人類歷史在當前階段的生產力水平出發，既充分發揮市場和資本的作用，又把這匹烈馬帶上轡頭，不允許市場的作用無限膨脹，不允許資本對社會的支配權力無限擴大。

既利用市場和資本，又約束市場和資本，這一思想在中國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在傳統中國，盡管商品經濟還沒有占據主導地位，但國家通過直接的經營行為影響市場供求，達到特定目標的做法早已有之。春秋五霸之首的齊桓公任用管仲為相，即是通過國家干預重要物質的生產，和其他國家進行經濟戰，達到屈人之兵的效果。西漢武帝把當時最重要的鹽、鐵兩產全面收歸國家，用于支持戰爭開支、提高國家財力、抑制地方割據。

實際上，這個問題的本質就是，如何處理國家和民間大資本的關系。近代以來，以孫中山為代表的有識之士也認識到，既要發展資本主義，但又要節制資本。孫中山經濟思想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就是“節制資本”，他早年游歷歐洲，親眼目睹在資本主義初級階段造成的大資本壟斷、兩極分化和社會危機，故而提出三民主義的主張，主張“大資本、大土地國有”、“土地漲價歸公”。實際上，孫中山晚年已經成為社會主義者，他認為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

新中國成立后，無論是改革開放前還是改革開放后，在既利用市場、又約束市場這方面，做法是一致的，只不過隨著發展階段不同，程度和表現形式有所差別。

改革開放前，人們往往更多注意到，毛澤東強調中國要避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一面，但是往往忽略，毛澤東首先是強調要承認和利用資本主義因素，同時又要利用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約束和限制其負面作用，讓其為社會主義服務。這些思想生動體現在他關于資本主義的兩句話上，一段是1956年12月說的“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一段是1974年在長沙同周恩來徹夜長談時所說：要研究列寧說的“沒有資本家的資本主義國家”，“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

在實踐中，毛澤東始終反對兩種傾向。一種傾向是超越歷史階段消滅商品交換、私營經濟和價值規律。同時，毛澤東又強調，不能無原則地全盤接受資本主義制度的體系和價值觀。

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既強調大膽引入市場機制，又強調要節制市場和資本的力量，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他強調，“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地走了邪路了。”1990年4月在會見外賓時，鄧小平說：“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決大家的困難，才能避免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中國情況是非常特殊的，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起來了，還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億多人仍在貧困之中，也不會有穩定。中國搞資本主義行不通，只能搞社會主義，實現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