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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當非洲遇見社會主義》系列文章的最后一篇。】

結語：歷史和今天

當福山在1989年面對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而做出歷史終結的論斷時，他同時表達了西方保守主義者樂觀與悲觀的雙重態度。是的，福山相信，他在1989年就清晰看到了，從這個時刻起，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將不再有挑戰者。“還有什么矛盾和沖突不能在自由民主憲政的框架下解決的？”這是福山頗為自信的反問。自由民主這個西方十九世紀偉大的設計，經過二十世紀的曲折，飽受法西斯和社會主義的挑戰，現在終于贏得了自己的偉大的勝利。所謂歷史的終結就是自由民主理念的復歸和再次重新開始。這個時候的福山是多么的尼采和多么的黑格爾啊！然而，在這樂觀的言辭背后作者還是透露出一絲不安。他擔心，自由民主理念的復歸有可能僅僅是一種形式的復歸而非實質性的復歸，因為隨著世界貿易障礙的清除和世界經濟一體化時代的到來，市場原教旨主義跟著大行其道，它是一套關于將人的幸福和發展與經濟的發展混同的價值論述，這明顯歪曲了“自由”的古典含義。所以在這篇文章的結尾，保守主義者的福山發出了“歷史的終結將是一個悲哀的時刻”的感嘆。

福山與其歷史終結論

福山本質上或許更應該說是一個康德主義者而不是黑格爾主義者，盡管他不斷為后者辯護出一個和馬克思理解不同的唯物主義維度，但他最終放棄了黑格爾的辯證法和矛盾律。福山從來沒有把社會主義看成是資本主義邏輯的反題，或看成是其內部發展出來的自我矛盾的表現，相反，在這篇文章里，他引入了“意識形態”這個概念，簡單地將社會主義歷史處理為沒有提出任何政治設計的意識形態的瘋狂，這樣，便一筆勾銷社會主義存在的合理性。

其實，如果有資本主義，就一定有種反資本主義的東西，我們叫它社會主義也行，叫其福利社會還是什么其它名字也行。不管叫什么，這種資本主義世界自我克服的矛盾體一定存在于資本主義自我建構之中。福山在這篇文章透露出的困境預示著后來他的逐漸轉變：他的思維方式是非歷史主義的，這也難怪他為什么會自然而然地提出“歷史終結”的說法。他總是習慣從一種理想型出發去思考歷史和現實，而將不符合理想型的都視為理想型的對立面。因為理想型消除了內部的矛盾，是完美的觀念實體，所以，理想型內部不能包括自己的對立面，于是，一切不符合理想型的現實都是理想型的對立物，它們不是處于統一體中的對立，而是完全的對立，是對立的一種極度貧困的狀態，是沒有任何可以向積極方面轉化的對立。

西方的自由民主作為永恒的制度設計，它的全部穩定性在于它是首先作為理念存在的，它只有在轉化為一種制度的時候，才會有缺陷，才會有物質的歷史，才會被福山所期待通過的民主運動來完善之。但歷史已經終結于自由民主理念了，這種由西方構造的一套關于人類幸福價值的言說是永恒的真理。在福山看來，它不接受歷史的挑戰，它只不斷發布取締歷史的禁令。

不能從矛盾里分析社會和觀念的運動的歷史，必然導致福山對社會主義實踐的極度簡單的看法：他將之看成是一套意識形態設計，而缺乏任何真正意義上規劃的藍圖。非洲社會主義是否是有規劃的，是否是有藍圖的？我希望通過文章的前面部分已經做出了響應。在《歷史的終結》一文中，福山似乎從來沒有想過其實他最應該回答的問題：歷史為什么終結？他之所以不想去回答，第一在于他把社會主義看成是完全的錯誤觀念的產物，第二，除了理想型和現實對抗的模式外，他沒有其他的分析方法。他明顯地相信，所有當代社會的矛盾的解決之道都是被西方給出來的。所以他一再說，其實階級分化的問題也被西方福利社會解決掉了。換言之，福山和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羅斯托的發展觀點沒有什么區別，只不過是前者的自由主義政治版。

美國經濟史學家 羅斯托

福山歷史分析框架的最根本問題是他沒有處理市場、資本和民族國家之間的復雜的關系。這三樣東西是西方現代性的最重要組成元素，但卻各有各的歷史和起源。資本主義歷史和民族國家歷史并不完全重疊。西方也是經過漫長的時間才將這些異質元素調配好，整合入西方現代文明的大框架里。因此福山最后的悲哀感嘆令人多少感到莫名其妙。

“資本對自由挑戰”？這有什么不可理解的？這不正是西方右翼和左翼對資本主義的共同批判嗎？資本挑戰自由，資本挑戰公正，資本挑戰人文精神。從海德格爾到科耶夫再到福柯、杰姆遜，在這點上，西方左、右翼思想家沒有區別。假如福山停止發出最后的感嘆，而研究一下資本對于“自由”、“公正”和“倫理”的挑戰，他或許會重新理解社會主義歷史發生的原因。對于發生了社會主義運動的第三世界國家，對抗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以保衛主權、以創建民族經濟體系、以發展公正合理的社會、以保護最基本的生存權利才是社會主義運動的目標。由于第三世界處于世界經濟體系的邊緣，這使得它不可能照搬西方自由民主的道路，因為對于非洲和其它第三世界國家而言，全球資本主義所威脅的不只是自由，還有生存。

本文就是按照這個思路來梳理非洲的社會主義運動史的。本文意圖解釋非洲現代民族國家的歷史就是處于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最邊緣地帶的人們求生存的抗爭的故事。這包括：社會主義思想如何內化于民族主義的思想和運動中；國家如何利用民族主義的政治遺產和畸形的西方留下的政府管理體系重建基層社會；如何企圖利用國際資本服務于社會并同時管控它的危害。一言以蔽之，本文解釋的一小段人類歷史是資本主義邏輯內部的產物，是非洲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內以對抗的方式自我生成的歷史。這個歷史并沒有因為社會主義的失敗而終止。為說明此點，我們可以觀察三個歷史和今天的相似瞬間。

前加納總統恩克魯瑪來華

第一個歷史瞬間：1965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一個獨立的國家加納總統恩克魯瑪在訪問中國期間遭遇國內政變，最后客死他鄉。他也是領導非洲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先驅，他的被驅逐標志著社會主義實踐在非洲所受的第一個重創。加納社會主義道路失敗的原因非常復雜，并不能簡單歸結為政府腐敗和無能。

實際上，加納政府因為歷史的原因將可可種植作為國民支柱性農業，這導致了整個國民經濟對國際可可市場的依靠。不幸的是，可可的市場價格從1954-1955年的每噸725塞地（加納貨幣）降到1964-1965年的每噸338塞地，而光1965年就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二。這樣，加納政府無法償還國際債務，而不得不尋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援助。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的條件是政府不許以照顧農民的補貼價收購農民的可可，讓其市場化，其他還有一系列市場導向的改革要求。這種政策直接導致農民對政府的不滿，也成為軍人叛亂的社會支持力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實際上間接地導致了恩克魯瑪的下臺。20這個例子說明，真正對第三世界主權產生威脅的是資本而非西方的國家機器。

今天，在世界石油價格跌了三分之二的時候，尼日利亞這個國民經濟收入百分之七十五都靠石油出口的國家同樣面臨加納當時的難題。尼日利亞總統布哈里（Muhammadu Buhari）已經向世界銀行提出25億美元貸款的要求，而他堅決不向國際貨幣組織貸款。在八十年代他執政尼日利亞時就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抗衡過一次。這是吸取了恩克魯瑪的教訓嗎？這個我們無法知道，我們能知道的是非洲國家在獨立六十多年后依然沒有建成完整合理的國民經濟體系，依然還處在和國家資本主義體系的殊死搏斗之后─而現在中國已是非洲國際資本主要的來源。

貝寧的抗爭

第二個歷史瞬間：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非洲出現了一股強勁的民主化運動大潮，許多一黨國家迅速實行多黨化，科學社會主義國家貝寧首當其沖，于1991年進行了議會選舉和總統選舉，一躍從專制國家轉向了民主國家。這似乎標志了西方的政治理念的最終勝利。這也見證了福山預言的準確性。然而，今天的情況是，這種潮流出現了逆轉的跡象。2016年，非洲將有19個國家進行總統選舉。于是非洲政壇熱議的一個問題是，是否對于有能力的總統可以讓他連任三期？理由是，一個有能力的總統在非洲鳳毛麟角，既然他廉政、他可以維持政治穩定，可以發展經濟并且深得民心，為什么還要按照西方教科書說的另換一個缺乏能力的替代者呢？

盧旺達大屠殺之后近年經濟發展非常快，總統卡加梅（Paul Kagame）有廣泛的民眾支持率，他有望通過修憲使自己得以連任。產生修改總統任期限制的還有蘇丹、剛果金、布隆迪、科特迪瓦等國家。對于人才短缺、社會缺乏穩定、識字率低下的非洲，簡單照搬西方民主選舉制度并不一定能帶來非洲國家的繁榮。這是非洲在政治領域與西方模式的較量。

第三個歷史瞬間：1991年埃塞俄比亞社會主義制度終結，當時政府采取了和現在南非一樣的經濟政策，搞利伯維爾場經濟，數年下來對民生幾無改善。于是1998年政府開始實施采取前社會主義時期的許多做法，把重點放在農業現代化、基礎設施建設、和國家引導下的私有企業改革，從2003年起，埃塞俄比亞進入經濟高增長期，2003到2013年人均收入年增長率平均為11%，脫貧成就顯著，壽命從1992年平均48歲到2012年平均63歲。政府前州長、資深顧問歐秋貝（Oqubay2015）最近出版新書《非洲制造》（Made in Africa: Industrial policy in Ethiopia），具有很大影響，他在此書充分介紹了埃塞俄比亞經濟發展狀況并說明在這樣的國家不能實行利伯維爾場經濟的原因。

這三個例子讓我們看到，非洲的社會主義實踐雖然失敗了，但它對非洲今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依然具有重要的影響。對于這種影響，也許德里達愿意稱之為“共產主義的幽靈”，但我們不想簡單地套用這個頗有自我安慰意味的修辭。

實際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非洲的社會主義運動失敗了，僅僅是指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失敗了，我們可以從中得到的教訓是：第一，非洲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離開國際資本市場來發展社會主義，也就是說搞社會主義不可能拒絕資本主義創造的高度文明，即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社會主義沒有找到可以與之對抗的更先進的生產方式。

第二，由資本主義體系內部產生的民族國家不可能成為克服資本主義的工具，非洲的社會主義實踐是通過創造一套政治行為來對抗經濟，最終證明這種凌駕于資本和市場力量之上的政治會迅速滋生更可怕的政治腐敗和權力濫用，而失去真正的社會主義內涵。

這或許就是非洲的社會主義運動失敗的兩重含義。但是，非洲的社會主義運動不只是發生在國家層面，同時也發生在社會層面。在那些沒有宣稱搞社會主義的非洲國家，底層的民主運動是另一種社會主義運動。這種運動的實質不是反對資本，而是反對國家對社會財富分配不合理，反對國家為了追求增長而忽視發展、忽視社會福利系統（教育、醫療、養老保險）的建設。民主運動在聲稱搞社會主義的國家里，和在不搞社會主義的非洲國家一樣受到壓制。這就是為什么無論是在社會主義還是非社會主義的非洲國家，強權政治是過去普遍的統治模式。西方的宣傳特別強調了非洲社會主義國家出現了強權政治，但由西方支持的非洲國家同樣進行的是強權統治。

本文只是介紹了非洲國家社會主義的運動和意識形態。其實，以社會民主為要求的社會主義運動同樣是非洲社會主義運動歷史的重要一面。正是這一面并沒有失敗。今天，要理解南非的現實問題，光理解南非共產黨的政策是不夠的，光理解國大黨（ANC）的政策也是不夠的，還需要理解工會運動、小區運動、公民社會運動、農民運動和學生運動。工會比南非共產黨更直接代表工人的利益─盡管現在工會腐敗和科層化是工會的痼疾而無藥可治。南非是非洲的縮影，它告訴我們，非洲在高速發展的今天，貧富差別的現象必然越來越突出，底層運動必然越來越頻繁，工人和其他弱勢群體的利益也只有通過工會和以此發展起來的政黨這類機構來傳達自己的聲音。這不是社會主義的幽靈，而或許更是非洲的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個更為主要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