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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觀察者網刊出《當非洲遇上社會主義（上）》，點擊標題可閱讀。］

四、國家與社會主義

非洲是在民族國家的框架下嘗試社會主義道路的，因此分析非洲的社會主義必須首先理解非洲現代民族國家的一些基本特點。民族國家的形式本是歐洲的產物，隨著殖民擴張帶到了非洲。五十年代末西方勢力開始撤離，卻為非洲留下了現代民族國家這個主權形式。現在的非洲各個國家基本是繼承1884年德國柏林會議用直線圈出來的版圖，因此它是殖民的產物。也因此，非洲民族國家形式的天然缺陷既是非洲社會主義運動的根源，也形成其特點和局限性。

在柏林會議上，14個歐洲列強按照自己利益切分了非洲，史稱“瓜分非洲”的會議。其中英國和法國各獲得非洲三分之一土地的占有權，而最大的受益者則是比利時，它將擁有豐富資源的剛果收入囊中。歐洲切分非洲的方式不完全是按照國家利益切分的。反而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平衡當時在非洲的私人企業、商人、軍人和傳教士的地盤利益。至于非洲人怎么想，一點沒在他們腦子里。其結果是，擁有共同語言和信仰的族群被拆散，村落甚至家庭被一分為二，從此可謂天南地北，生生被一條人為的國界線分隔。如果分界兩端恰巧被不同的國家殖民，若干年后，這個分裂的族群將因分別說不同的歐洲語言而無法交流（Brockway1963:10）。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半個世紀之后，昔日的瓜分者一夜之間變成了非洲民族國家的制造商，四十多個國家短短幾年從法屬殖民地和英屬殖民地獨立，像從流水在線生產出來的一樣。這些國家基本沒有通過激烈的戰爭獲得獨立，而是英、法改變了策略，決定和這些地方的民族主義者合作，原因在于他們擔心，一旦將來抵抗運動興起，反殖民戰爭爆發，便可讓社會主義國家趁虛而入，使非洲面臨大面積赤化的危險（vanDerVeen2004:28）。英、法在這方面是比葡萄牙有遠見的。果然，以和平方式獨立的國家對前宗主國保留了相當的好感，尤其是西化的知識分子們，血管里流淌的已經是歐洲文化的血液了。塞內加爾總統桑戈爾就經常表示以能把握法國文化為榮。由于不是通過革命建國，無論是民間動員的力量、黨的革命徹底性、干部的培養、人才的儲備等都不足以讓新的國家可以完全脫離歐洲而發展。相反，當西方把一套完整的行政體系和經濟體系交給新獨立的政府時，政府除了利用現有的殖民系統，幾乎很難立刻有新的作為。連最激進的民族主義者也不敢拒絕送給你的民族國家形式，從而大膽妄為地另辟蹊徑，重新以傳統的文化共同體來設計更為合理的非洲國家形式。

非洲獨立進程圖

于是，新的非洲國家不得不有如下特點：第一，革命黨與群眾的脫離。只有通過戰爭，一個政黨才能認識到群眾的力量和依靠群眾的重要性，這個政黨才會掌握發動群眾的方法，黨的發展才能真正扎根基層。但是非洲大多數國家的政黨的能力展現在和西方殖民者談判方面，他們往往充當的是調停殖民者和人民利益的角色，而這種能力正是殖民教育的目的。西方長期在非洲的殖民教育就是培養一個少數傾西方的知識精英群體，替西方管理非洲。管理獨立后非洲國家的精英在一定程度上仍是這種前殖民角色的延續，因此這種政黨很難代表農民和工人的利益。肯尼亞（Kenya）的肯尼亞塔（Jomo Kenyatta）政府就是一個典型例子。肯尼亞塔執政后，對茅茅運動（Mau Mau Uprising）采取高壓政策，否定茅茅運動的正當性。而茅茅是最底層民眾組織的反英的農民革命。茅茅的政治要求是與肯尼亞非洲民族聯盟（KANU）的利益相悖的。這種黨一旦執政，就迅速出現使用手中權力謀取私利的現象，并形成新的貴族階層。

第二，沒有革命的洗禮，沒有經過共同的戰斗，各種分散的族群和宗族就沒有達到應有的團結。殖民者本來就刻意制造族群之間的摩擦，這樣便利于轉嫁殖民地與殖民者之間的矛盾。和平建國因此沒有完成必要的團結任務，這樣，國家就缺乏必要的凝聚力。尼日利亞六十年代末因發現了石油而引起約魯巴族（Yoruba）和伊博族（Igbo）的殘酷內戰就是一個例子。非洲五十多個國家，只有少數屬于單一民族國家：索馬里（Somalia）、博茨瓦納（Botswana）、布隆迪（Burundi）、萊索托（Lesotho）和斯威士蘭（Swaziland）等。索馬里內戰主要是宗族矛盾造成。而更多的國家沖突則發生在不同族群之間。西方留下的「爛攤子」確實給獨立后的治理提出了巨大挑戰。

第三，獨立后的非洲擺脫不了對西方的依賴，當然依賴的程度視不同國家而有差異。法國在非洲獨立后對非洲的控制要高于英國。法國殖民地只有幾內亞（Républiquede Guinée）要求完全的獨立，并和法國政府斷絕一切外交關系。法國立刻將所有的專家從幾內亞撤走，這樣法國留下的行政和經濟部門便基本陷于癱瘓，因為幾內亞沒有現成的人才接管這些機構。法國還把所有資金從幾內亞撤走，使幾內亞經濟處于極度困難之境地。殺雞駭猴，其他法屬殖民地沒有一個愿意采取幾內亞的做法，而是和法國修好。和法國關系保持最好的是科特迪瓦，獨立后科特迪瓦在經濟領域依然聘用法國人做高官。它的總統菲力克斯．烏弗埃．博瓦尼（FélixHouphou? t-Boigny）就因為忠于法國，所以大位無憂，無需擔心政變，一直執政到1993年。塞內加爾致力于幫助法國建立「法聯邦」，其歷屆總統夫人，除了現任的，都是白人。英國則對殖民地更加苛刻，它主要采取間接管理的方式，讓殖民政府在本地建立酋長制度，讓酋長做地方行政長官。更有甚者，在東非、南部非洲和中非的英屬地，最初的地方管理機構不是由英國政府設立的，而是在這些地區的英國公司設立的，英國商人等于先于英國政府在非洲建立了一套管理和稅收機制。吉登斯（Giddens 1991）確實是對的，他在勾勒現代性生成所依賴的四個機制時，特意將西方國家和西方資本主義分開來，它們各司其職，不能一概而論，而資本主義才是推動西方擴張的根本動力。西方進入非洲采取了三步驟：宗教、貿易和管理。而當西方撤出去時，這三樣東西基本都留了下來。

殖民者在非洲

西方留給非洲的經濟體系一直是剝削非洲的重要工具，它是為了歐洲市場的需要而建的，和非洲人民的生活無關。歐洲需要非洲兩樣東西：礦產和經濟作物。為了開掘礦產和運輸礦產的方便，有礦的地區便有道路，有了工人，有了移民，有了集市，最后發展出了城市，南非約翰內斯堡就是這么發展起來的。農業則是像咖啡、糖、棕櫚油、茶葉、蠟、橡膠、可可等農產品才可為農場主盈利。于是，在合適的地區，殖民者往往不考慮本地需要什么農作物，而大肆種植經濟作物，造成對當地環境和社會的極大破壞。比如西非岡比亞（The Gambia）共和國，殖民之前種植多種農作物，殖民開始后，被迫種植單一具有經濟效益的花生，使得該地區人民健康狀況極度惡化（de Castro 1957:215）。非洲獨立國家面臨迅速發展自己的民族工業和農業的任務，但如果要獲取外幣，就必須生產經濟作物出口，這樣造成發展本國經濟體系的困難。同時，英國留下的政府管理體系如稅收，很快就被新政府利用，成為一些政客斂取民財的通道（van Der Veen2004:57）。造成非洲政府腐敗的原因不能都歸結為國際援助，而有更復雜的原因（Moyo2010）。其中殖民的政治、經濟體系是方便政府貪污的一個工具。

總之，新獨立的非洲國家從一開始實際是繼續沿著西方傳授的發展道路發展，這迅速造成了有增長無發展的怪圈，因而，一些國家開始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獨立后的非洲繼續受西方的控制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在經濟政策方面，信奉西方盛極一時的“發展理論”，努力發展工業、打造消費社會。這種做法是西方極愿意看到的，因為這樣做，非洲需要西方的市場，西方可以繼續享受在非洲的經濟利益。同時，發展旅游業和消費社會也有利于歐洲奢侈品的出口以及方便歐洲人來非洲旅游。這樣做，非洲的政治精英也樂意，他們等于很輕松地變成了西方的代理商，個人利益得到極大滿足。唯一無法從中獲利的是農民和工人，非洲的國民經濟增長和少數階級財富迅速集聚的現象便同時發生。

因此，戰后幾乎所有的國家所追求的政治目標是：發展生產力并防止剝削的出現。這是非洲國家普遍的政治理想。但這種政治理想顯然在非洲的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無法完成的。這是因為：第一，事實證明，只要發展就會出現貧富差別，這個矛盾無法避免。第二，只要發展就需要資金，非洲這么窮的地方，資金要么從社會主義陣營出，要么從西方政府或私人企業出，要么向國際組織借貸。非洲的情況是，非洲所需要的錢只能從方方面面來才夠用，這使得非洲無法徹底消除私有制，反而形成高度混合的社會：從原始農耕漁牧業到現代工業的各種生產方式應有盡有；各種性質的企業從國企、私營到民企并存。即使最激進的坦桑尼亞也沒有完全取締私人企業。非洲社會主義。非洲獨立后，西方學術界開始流行所謂“發展理論”，即將西方的經濟發展道路看為普世方式，讓發展中國家學習。七十年代，馬克思主義學者開始指出非洲“有增長卻無發展的怪圈”，于是，“依附理論”代替了之前的“發展理論”。“依附理論”主要代表人物為：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瓦特．羅德尼（Walter Rodney）、安德烈．貢德．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等人。“發展理論”主要代表為華爾特．惠特曼．羅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他的The stages of economicgrowth: Anon-communist manifesto（1991）一書極有影響。

薩米爾．阿明

華爾特．惠特曼

國家于是形成了自己的經濟理念，即允許有不同性質的各種企業存在，但需保證這些企業服務于國家計劃經濟的目標和需要。

關于六十年代開始的非洲社會主義道路的實踐，每個國家都不一樣，都有認真研究的必要。但肯尼亞和坦桑尼亞的社會主義道路則是兩個極端。前者完全是打著社會主義之名發展資本主義，后者則是真誠地搞社會主義。它們的成功與失敗都有著某種必然性。我們下面做兩個個案研究：肯尼亞的社會主義基本沿襲殖民者留下的經濟體系來從事社會主義發展，這個體系以發展貿易、旅游業、和城市為主，而忽略農村和農民的利益；坦桑尼亞則相反，其思路主要是建立一套自給自足的農業體制，將農村的發展優先于城市，將農民的利益置于其他階級利益之上，改組黨，讓黨代表農民階級，并意欲在很大程度上脫離對歐洲市場的依賴。

肯尼亞和坦桑尼亞是比鄰的東非國家，老天卻是那么不公正，讓自然資源都集中到了肯尼亞，而坦桑則一貧如洗，除了務農，別無資源可以利用。在起跑在線，坦桑已經落后于肯尼亞了。正是這兩個國家分別在1967年和1965年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實施的結果是，肯尼亞總統肯尼亞塔成為肯尼亞最大的地主，而坦桑總統尼雷爾則成為聲譽不次于曼德拉的圣徒。

1965年肯尼亞頒發《非洲社會主義及其在肯尼亞規劃中的應用》（African socialism and its application to planning in Kenya）的施政綱領，里面強調遵循社會主義的總體原則，即在發展中要防止階級的出現。然而，實際證明，這與其說是肯尼亞執政黨的信仰不如說是口頭說辭。因為具體的條文顯示，肯尼亞的社會主義深受費邊主義的影響，是一種典型的精英社會主義。它的核心理念是保護私有財產，宣揚個人致富論；給工會制定的任務不是維護工人的權益而是阻止工人罷工等破壞生產的行為，要培養工人敬崗敬業的精神；在經濟發展上要求優先發展旅游業以獲得外幣收入，以此來帶動基礎設施的建設，并穩定服務業價格。

發展服務業的另一個好處是形成國有企業和個體經營相結合的發展模式。這個經濟發展藍圖和中國改革開放的政策有許多相似之處，然而最大的不同之處是：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建立在中國在社會主義時期已經建成了的、完善的自給自足的經濟體系和已取得的基礎建設的巨大成就上的。而沒有這些積累的肯尼亞所設想的發展只能是建立在對西方的依賴上面。

1978因為國際石油價格升高，肯尼亞出口減少，肯尼亞一下子失去了發展資金，發展隨之停頓。一位學者對肯尼亞實行的非洲社會主義的評價是：「肯尼亞的非洲社會主義不但沒有防止和消除階級分化，反而是促使其生成。肯尼亞鼓勵個人對財富占有的本能而不是倡導傳統社會里的集體價值觀。未來理想社會是有產者的社會，他們由個體創業者、商人和農民組成。

另外，這個社會強調個人消費和積累。個人主義而不是集體主義是未來社會的基礎（Mohiddin 1981:79）。尼雷爾的變革則完全不同。尼雷爾接手的坦桑是世界最貧窮的國家之一，他于是把國家的發展中心放在農村改造上。他駁斥黨內同志對外國資金的迷戀，提出要建立維持型的自給自足的經濟體系，而改變過去為西方服務的經濟體系。他將土地國有，建立國家銀行和國家商會，當這些都完成后，他開始實施著名的《阿魯莎宣言》（Arusha Declaration），其核心是建立農村社會主義。這是一項異常宏偉的計畫，他設想要建立8,200多個社會主義新村，讓坦桑農民離開固有家園搬進這些新村。這些新村圍繞著公路和水利資源而建，這樣解決了傳統坦桑農民散居的局面，便于從事現代農業生產。

這種過于大膽的計畫一開始遇到農民的抵抗，所以尼雷爾不得不改變說服教育的政策，而調動軍隊強行搬遷。可以說，尼雷爾為日后坦桑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但是，尼雷爾社會主義經濟政策由于不鼓勵個人致富，所以對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沒有調動。坦桑的工人在1967年工作時間是每天七個半小時，一周上五天半的班。農民則更是懶散（Nyerere 1968:30）。尼雷爾除了在道德上進行一番說教，要國民勤勉工作，為國家做貢獻，但因為缺乏激勵機制，而總體是失敗的。

坦桑的農民在殖民時期并沒有受到殘酷剝削，多少個世紀都處于封閉的田園生活狀態，因此即使進入了社會主義，也沒有煥發出多余的勞動熱情。1977年，尼雷爾不得不承認自己改革的失敗，承認這十年的農村社會主義改造并沒有令民生得到顯著改善（Nyerere 1977）。這主要是因為坦桑拒絕進入國際資本主義市場，所以拿不到發展經費，這樣，坦桑只能極度依賴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國家如荷蘭和北歐的貸款和資助。

然而，社會主義改造在另些方面卻取得了為世界所公認的成就。1980年代聯合國觀察員認為，坦桑的醫療和教育水平在非洲名列前茅：1970年代坦桑實現了全國義務教育，1967年農村醫療站只有42家，1978年則增加到181個，另外有610個托兒所和兒童醫療站，農村醫療救護十年之內增加百分之二百，醫療服務增加百分之二百七十。11除了這些成就，尼雷爾是他那個時代偉大的泛非主義者。

桑尼巴爾島（Zanzibar）當時處于半獨立狀態，其政治受到激進的馬克思主義影響，是尼雷爾最終敞開胸懷接納了它，最終形成現在的坦桑國家。他支持莫桑比克、安哥拉的反殖斗爭，為他們培訓干部和訓練軍隊；為了支持津巴布韋（Zimbabwe）的獨立斗爭，他主張修建坦贊鐵路，以打通贊比亞（Zambia）和外面聯系的經濟通道；他出兵烏干達顛覆阿明（Idi Amin）政權。

這些泛非主義理想為他贏得了世界的尊重。他在黨內民主建設方面亦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在其施政綱領《阿魯沙宣言》里，明確要求自己的黨員不許在私有企業兼職，不許介入任何經濟活動以獲得私人好處，這使得當時許多黨員經濟受到不少損失。但因為尼雷爾個人魅力的感召，大家還是很有熱情地和他一起干社會主義。盡管理念不同，西方卻尊重尼雷爾誠實的人格，他的國家還是不斷接到國外資本的援助。尼雷爾是真誠信仰社會主義，作為基督徒，他顯然將社會主義看成是偉大的圣經的世俗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