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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全球定位不同

這是不同尋常的一年：我們正在見證可能是自1945年以來最徹底的全球變遷。用中國問題專家馬利德的話說:“如果中國繼續沿著當前的道路走下去，我們所了解的這個世界將不再是當初的樣子。”

這樣的跡象已經存在一段時間了。2012年，英國《金融時報》華盛頓分社社長愛德華?盧斯在其著作中指出，美國領導地位結束的開始可以追溯至2003年發生的兩起事件：美國在3月20日非法攻打伊拉克和9月14曰世界貿易組織坎昆部長級會議無果而終。這些事件實際上預示著美國對西方式多邊全球秩序的領導地位的終結。

在隨后的數年間，這樣的勢頭加劇。美國總統特朗普對《巴黎協定》的抵制是一個尤為粗暴的信號，威脅放棄伊朗核協議的表態也是如此。

當然，在恃朗普出訪亞洲期間，他似乎在將越來越多的全球領導權拱手讓給中國。不過，認為“美國治下的和平”之后將是“中國治下的和平”的看法具有誤導性。2017年的全球氛圍與1945年截然不同。美國和中國是完全不同的社會，而且它們對自身在世界上的地位的看法存在本質的不同。

不過，一種非常錯誤的觀念是：隨著美國重要性的不斷降低，這個世界將會失去一個善意的霸權國家，而幾乎可以肯定的是隨后會出現一個惡意力量。

西方民主偽善健忘

事實上,在西方，民主化是工業化取得成功的結果，而不是起因。西方的民主是一個相對而言近期的現象。英國經常被作為典范。不過，英國能夠崛起為富裕并強大的國家,最初靠的是奴隸貿易，之后則是殖民。

雖然到20世紀20年代時，英國國內民眾享有民主制度，但英國海外殖民地的臣民卻被完全剝奪了這樣的機會。倡導獨立的人成了“異見人士”。后來，印度首任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被英國殖民者九次投入監獄。

那是過去。可是后來，特別是在“美國治下的和平”的數十年間又如何呢？

首先，在美國的自我認知和投射中，向來都存在相當程度的偽善和嚴重的歷史健忘癥。因此，已故的美國著名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曾說過：“成為一個沒有意識形態，而是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國家是我們的宿命。”他指的是“杰斐遜式民主”，可是杰斐遜卻擁有奴隸。

正如美國作家塔奈希西·科茨所指出的，美國是一個由奴隸主創建的國家，而它最初的財富源自于“利用這些奴隸在從美國土著那里偷來的廣袤土地上勞作的能力”。很難說美國在20世紀60年代林登·約翰遜執政之前接近過“真正的”民主。就算是在約翰遜執政后，它也依然存在許多不完美的地方，特別是由于白人至上主義情緒，科茨稱其為“美國歷史上的禍根”。

外界從來沒有真的期待過特朗普可能會利用參加亞太經合組織峰會的契機，為美國在越南戰爭期間給越南人民帶來的深重苦難作出道歉。

燈塔作用只是假象

當然，從意識形態上講，美國支持民主國家，但現實中這可能要取決于這個民主國家對美國的友好和順從程度。1953年，時任民選伊朗首相穆罕默德?摩薩臺被中情局策劃的政變推翻，這一做法的影響至今仍在困擾我們。20年后，輪到了智利時任民選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1989年，美國攻打巴拿馬，推翻了時任總統曼努埃爾?諾列加的統治。這樣的事件還有很多。波士頓學院教授林賽?奧羅克估計，在冷戰期間，美國72次試圖推翻其他政府，其中66次采取的是秘密行動，還有6次是公然行動。無可爭辯的是，最近最可悲的例子是美國(及其盟友英國)非法攻打伊拉克，掀開了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篇章之一。

作為全球霸權國家，美國能夠在不受懲罰的情況下實施所有這些行動。俄羅斯因為吞并克里米亞而被逐出八國集團；美國卻在伊拉克行動之后依然保住了在所有全球治理機構中的位置。美國廣大民眾似乎沒有去質疑這種政治神話，反而對其大加贊揚。

毋庸置疑的另外一點是，“美國治下的和平”帶來了許多實實在在的好處，盡管美國發揮燈塔作用的所謂西方民主價值觀是一種假象，美國作為善意的全球游權的概念也是如此。

要構筑穩固的未來，誠實地承認過去似乎是必不可少的。對中國發揮全球領導作用的情形感到不安是有理由的。但是拿據稱善意的美國和據稱惡意的中國來作對比就完全扭曲了歷史，而無從構建兩國之間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