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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 劉程輝】“在對華政策上，我們西方就是偽君子。”在去年12月5日的一場辯論中，英國知名中國問題專家凱瑞·布朗（Kerry Brown）一語道破了西方國家對中國矛盾心理的根本原因——中國之所以讓西方政治精英感到不安，并非他們掛在口頭的所謂人權等問題，而是中國正在實現一件令西方無法容忍的事情——在現有制度下取得成功。

布朗表示，西方曾希望讓中國變得像自己，但又不希望中國強大到成為一種麻煩，西方從未料到中國會在一種截然不同的模式下取得成功。他表示，在西方自認為擅長的領域，中國經常表現得更出色。他確信中國想要改革，只是西方再也沒有特別好的模式，沒有什么真正值得中國學習且行之有效的東西了。

凱瑞·布朗1967年生于英國肯特郡，畢業于劍橋大學，是英國著名的中國研究領域教授，英國國王學院中國研究院主任，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亞太項目副研究員。他與中國有著密切的關系，曾在英國駐華使館任職，足跡遍布中國每一個省份和自治區，著有《歐洲人眼中的中國：綿延800年的文化與知識交流》等二十本著作。

劍橋大學辯論社（Cambridge Union）1月12日在網站上發布了辯論現場視頻。

凱瑞·布朗在辯論現場發表觀點 劍橋大學辯論社

布朗說，他一度深信不疑的是，中國的整個發展軌跡必定要接納某種形式的政治參與決策模式，他曾經確實認為中國必須經歷一場政治轉型。

“就像你們所知道的那樣，21世紀頭十年有很多爭論，那時中國經歷了有史以來GDP最大規模的爆炸式增長，在十年內經濟增長了四倍，太不可思議了。”

“我當時覺得，隨著（中國）中產階級的崛起和人均GDP的提高，中國必須進行改革，引入類似西方的制度。”布朗說。

然而，中國并沒有跟著西方國家的指揮棒起舞，而是在不斷地改革中，走出了一條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

布朗提到，在過去三十年里，有幾件事引發了中國對西方言論的質疑。

首先是蘇聯解體后，不懷好意的西方向俄羅斯強行灌輸了一種經濟和政治模式，導致俄羅斯經濟遭遇了一場災難，也給中國帶來了巨大沖擊。

其次，是“9·11”襲擊發生后，西方對中國態度的急劇變化。那場襲擊發生時，布朗還在北京的英國大使館任職。

“這起事件發生的那一刻起，我們就不再對中國說什么要遵守世貿組織義務……你們知道小布什嗎，他此前一直拿中國要保護人權說事，這是一個巨大的價值觀問題。”

“可是當美國受到攻擊時，中國突然成了我們的盟友。我們幾乎一夜之間就變了。”

他接著提到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

“我記得，影響極其深遠的是，我們西方不僅是一些糟糕政治改革理念的傳播者——要是中國聽信了我們的這些理念，那將會是一場災難，而且我們也是糟糕的資本主義者。”

“我的意思是，如果中國采用了某些導致2008年（金融危機）那樣的、被美國及其他國家采用的資本主義舉措，那中國很可能就半途而廢了。”

“實際結果是，中國對此變得極為懷疑。”布朗說，“過去十年間，在美國、歐洲以及其他地方發生了一連串稀奇古怪的事件，這些都表明，我們的政治體制中并沒有什么真正值得中國學習且行之有效的東西……我覺得我們不再有任何好的模式了。”

至于出現上述情況的更深層次的原因，布朗提到了一段歷史。

他說，英國在中國最具影響力的時代，還要追溯到19世紀末，那時英國擁有絕對的霸權，在中國大建鐵路開采礦山，占據外國在華投資的七成。

“然而，那時我們從沒談到過價值觀。”布朗說，“在國力居于巔峰時，我們并不希望中國成為像我們這樣的強國。”

“我們想要什么？其實我們的政策非常非常的簡單——我們不希望中國變得太強大，乃至對我們構成威脅；我們也不希望他們因為太虛弱而崩潰。”

“我們受自身利益的驅使，這就是雙方關系的歷史基礎。”他說。

“說實話，我們之所以對中國的現狀和運作方式存在意見，就是因為我們居心不良。”布朗接著說，“從20世紀 90 年代起，一直到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賭，賭最后中國會變得有點像我們，但又不會強大到成為一種麻煩。”

“但問題是，我們從未料到中國會在一種截然不同的模式下取得成功，而這正是如今發生的事。”

布朗指出，對西方世界而言，中國的崛起是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反常狀況”。

“我們對中國的不滿在于，在我們自認為擅長的領域上，中國比我們做得更好，這就是為什么我覺得我們是偽君子。”

講話最后，布朗希望通過啟蒙運動闡釋西方對中國的矛盾心理。

“我們都是啟蒙運動的產物，深受啟蒙運動偉大價值觀的影響。如果你看看啟蒙運動時期歐洲人對中國的看法，就會發現這些觀點很好地解釋了——為什么三百年后的今天，作為啟蒙運動影響下的歐洲人，或者身處西方政治體系中、秉持啟蒙文化的人，我們對中國依然如此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