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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 熊超然】在特朗普即將開啟他的第二個執政任期之際，中方對于他在關稅和貿易等領域撒下的“包圍網”有何應對之策，顯然是眾多經濟學家關注的問題。

12月16日，香港《南華早報》刊登了一篇對于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張燕生的獨家專訪，對于特朗普的關稅政策有何看法？中方是否應當針對“關稅大棒”發起反制？如何處理當前中美關系中的競爭性問題？這位曾擔任過國家發改委學術委員會秘書長、主持或參與過我國多個“五年計劃”研究工作的專家學者都一一發表了看法，作出了自己的判斷。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外界一些人希望中方對關稅問題發起反制的聲音，張燕生認為，特朗普的關稅政策是否真的可以取得成功仍是疑問，“你自以為是世界上唯一的國家嗎”？在他看來，企業能采取各種措施自行規避關稅，中方則可以在不動用反制措施的情況下，持續擴大開放，通過深化自由貿易的方式來成為全球化的“最強音”，以此擊潰保護主義這種極端主義。

同時，他也強調，面對美國的對華敵意，擺脫依賴當然是重要的，但如果只注重自力更生和進口替代，中國很可能重蹈蘇聯或日本的覆轍。相反地，中國應該探索一個開放、包容和共享的創新生態系統，讓世界同我們一起合作，并持續堅持改革開放、實事求是和專注發展這三大原則。

10月19日，2024年第三期中國經濟季度觀察·圓桌縱橫談在上海舉行。圖為張燕生發言。 觀察者網

此前，特朗普在競選期間曾多次揚言，如果他當選總統，將立刻對中國商品征收高達60%至100%的新關稅，并對所有其他國家進口商品征收10%至20%的關稅。勝選后的11月25日，他又威脅稱，將在上任后首日，對來自中國的所有進口商品加征10%的額外關稅。

在張燕生看來，特朗普的說法可能是一種“談判手段”，而且其中有許多矛盾之處，其實際行動還有待觀察。同時，他的這一關稅政策，也讓人覺得和上世紀70年代初的《史密森協定》（Smithsonian Agreement）非常相似——當時，美國要求其他主要國家要么升值貨幣，要么支付關稅。而那些大國表示：“我憑什么向你們以關稅的形式納稅？”這些國家選擇讓貨幣貶值。最終，布雷頓森林體系破產。

張燕生認為，60%的關稅確實對中國構成巨大威脅，特朗普很可能覺得貿易逆差太大是美國在“吃虧”，盡管他發出的許多威脅模糊而隨意，但由于他曾經是一名商人而非政客，因此也不可不防。“在我看來，有一種共識是我們不采取反制措施。正如中國的一句名言，‘君子動口不動手’。因此，我們可以占據道德高地。”

“如果中國不對關稅進行反制，會發生什么？”這是《南華早報》隨即提出的問題，張燕生的回答是，有一些研究認為中方若不反制可能會遭受巨大損失，但不反制不意味著中方不會規避這些關稅。“反制是針鋒相對的行動，而規避則是企業可以采取的避免關稅壁壘的措施。”

“對特朗普來說，實施關稅的行政成本是一大擔憂。在貿易方面，我們看到成千上萬的商人從四面八方運來貨物，他怎么可能知道貨物的來源？這可能會涉及訴訟，而訴訟可能會拖延數年甚至數十年。因此，他必須弄清楚是否真的能這樣做，需要考慮獲取和處理信息的成本，這幾乎是不可能的。”

比如，中國在墨西哥的投資可以帶來技術、稅收和就業機會，墨西哥不可能僅僅為了特朗普就損害自己的利益。“墨西哥會聽你的嗎？你要對墨西哥征收100%的關稅，墨西哥總統立即表示將進行反制。”張燕生說：“他（特朗普）把自己當成了上帝了。”

張燕生表示，中方的回應可能是要表明——自由貿易、自由投資以及勞動力和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都是有益的。中方會告訴美方：“如果你對我不友善，我不會與你爭斗。你做錯了，我為什么也要做錯？”

“你自以為是世界上唯一的國家嗎？”張燕生的想法是，拋開反制手段，中國對于保護主義的回應可以是“不跟隨”，用時間來逐漸摧毀這種極端主義。對于中國而言，下一步最重要的是確保經濟繼續保持良好發展勢頭，進一步深化全面改革，推動現代化，完善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機制，包括對美國市場開放，與美國商界多溝通，將廣大的美國商界和學術界與政府中少數極端主義者區分開來。

“對中國而言，如果存在必須發起反制的壓力，那么我們必須做好這方面的準備。我認為，我們下一步采取反制措施的可能性很小。”他說道。

特朗普執政時期，在美國國會外反對關稅政策的美國民眾。 資料圖

對于中美之間的關系，張燕生提到了曾經美蘇爭霸時期的科技競賽，并指出，如今在與中國的競爭中，美國正思考中國擅長什么，而自己又缺乏什么。美國意識到，中國的優勢在于工業化、工程技術和應用場景，而這正是美國最薄弱的領域。因此，美國正準備建立國家產業創新平臺，與中國競爭，補上短板。

中方對此有何回應？首先，我們需要弄清楚“有或沒有”的問題。美國把中國當作戰爭中的敵人，切斷了供應，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解決依賴問題。然而，如果我們只注重自力更生和進口替代，中國就有可能成為另一個蘇聯。

如果采取重商主義“贏家通吃”的策略，中國就有可能成為另一個日本。日本的問題在于其某些產業上占據主導地位，從而與美國產生了貿易沖突——20世紀50年代的紡織品、60年代的鋼鐵、70年代的汽車以及80年代的半導體。當日本的半導體產業成為世界領頭羊，占據了83%的市場份額時，這激起了美國的強烈反應。

因此，如果中國的出口威脅到了美國的核心產業，比如航空業，美國將會全力以赴進行反擊。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必須避免走上蘇聯或日本的老路。相反，中國應該探索一個開放、包容和共享的創新生態系統，讓世界能夠與我們一起合作。

張燕生提到，去年，中國在科技創新上投入了3.3萬億元人民幣，如果從中劃撥5%，即1650億元人民幣，用于設立國際合作基金，這樣就可以尋找到全球合作伙伴。

中國過去做對了什么？他指出，第一，改革開放；第二，實事求是；第三，專注發展。無論面對誰，只要堅持這三個原則，就勢不可擋。歷史上，美國的那些競爭對手，沒有一個是被美國打敗的，都是因為自身的錯誤而衰落的。

“如果我們能調動每個中國人的熱情并激勵他們，誰能打敗我們？美國、歐洲、日本或韓國能與我們競爭嗎？”張燕生強調：“關鍵是，我們必須自己不犯錯誤。讓他們去擔心他們的問題，而我們則專注于把自己的事情做好，這是最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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