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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張曉】

近年來，人工智能展現出推動產業升級與可持續發展的巨大潛力，布局人工智能已經成為全球各國政府的共識，對人工智能的治理也日益引起各界關注。由于其巨大影響力和快速迭代力，國際社會正在越來越多的討論和逐步形成共識：考慮到潛在的安全風險，我們不能簡單沿用傳統的“發展先行，治理隨后”的模式。相反，人工智能領域需要采取同步發展與治理的策略。

在此背景下，2023年10月，聯合國組建高級別人工智能咨詢機構，明確將制定人工智能風險管理框架作為其下一步工作重心，旨在監管人工智能發展，應對可能風險。由此，人工智能如何布局、如何發展，需要政府部門、產業主體、科研院所、監管機構等多方共同凝聚智慧，形成有效的人工智能治理方案。

人工智能治理需要發揮政府部門“望遠鏡”作用，開展前瞻性的研究規劃部署。

政府部門要看到人工智能發展的過去與未來，前瞻性研究國內外發展的現狀和問題，充分發揮人工智能治理“望遠鏡”的作用，綜合性思考問題，系統性解決問題。

當前，全球各國政府紛紛加速規劃布局人工智能產業，通過鼓勵跨學科和跨部門的伙伴關系，支持知識和資源共享的開放平臺，促進人工智能研發創新和合作創新的文化。例如，2023年10月，習近平主席在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歡迎各國政府、國際組織、企業、科研院校、民間機構和公民個人等各主體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協力共同促進人工智能治理。

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Beijing Institute for Gener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簡稱BIGAI）是在北京市委市政府的指導和支持下，由北京市科委推動成立的非營利性世界一流新型研發機構。網絡圖片

與此同時，在強化人工智能安全治理過程中，風險導向成為各國對人工智能的普遍治理路徑，歐盟也就《人工智能法案》達成協議。在2023年底舉辦的首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峰會上，包括中國、美國、英國在內的28個國家及歐盟共同簽署旨在推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布萊奇利宣言》，針對人工智能的治理體系具備雛形。

人工智能治理需要發揮產業主體“放大鏡”作用，成為產業升級催化劑和加速器。

人工智能大模型成為產業發展的動力引擎，已經初步顯現出對各行各業的顛覆式影響，有利于釋放生產力的發展潛力，助力產業主體充分發揮“放大鏡”的倍增、疊加作用。2024年將是人工智能技術落地產業應用的關鍵年，以大模型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發展迅猛，加速賦能千行百業。

在人工智能領域，構建越來越大的模型并不一定是最終目標，將人工智能技術轉化為具體的、可行的解決方案和產品，對于推動人工智能行業發展和實現商業價值至關重要。智能涌現帶來的新技術商業模型、新的智能組織和技術架構，或許僅是人工智能技術落地應用的冰山一角。當前，我國經濟已經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化增強動力的攻關時期，這就迫切需要產業主體發揮人工智能重大創新的助力作用。

人工智能治理需要發揮監管機制“顯微鏡”作用，確保AI安全透明和可解釋性。

人工智能治理需要確保人工智能系統透明、公平、可解釋，通過發揮監管機構的“顯微鏡”作用，可以將緊迫的問題深入研究，厘清其中緣由，并快速進行解決。監管機構需要關注人工智能系統的目標、方法、數據源和結果的清晰可訪問，并允許反饋和監督機制，對利益相關者和公眾負責。

其中，可擴展監督、可解釋性研究、模型評估等價值對齊方式是行業的主要探索方向。例如，我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暫行辦法》積極應對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訓練數據、算法模型、生成內容、個人信息權益等方面產生的風險；歐盟《人工智能法案》對人工智能進行分級監管和風險規制。

當地時間2023年6月14日，法國斯特拉斯堡，歐洲議會全體會議上，議員們就人工智能法案進行投票。網絡圖片

與此同時，人工智能治理議題也正從隱私保護、數據安全、算法黑箱、模型漏洞等傳統技術安全議題，向應用于生物、化學、核能、關鍵基礎設施等領域的底層安全問題擴展，監管機構要確保人工智能的參與主體，充分遵守相關的法律、法規和標準，遵循適用的數據保護、隱私、安全、質量規范以及倫理道德約束。

人工智能治理需要發揮利益相關方“多棱鏡”作用，實現均衡協調可持續發展。

當前，各國政府、國際組織、學術科研機構、產業組織、科技公司高度關注人工智能治理，這就需要充分發揮“多棱鏡”的作用，反映體現多利益相關方的核心關切。以聯合國互聯網治理論壇（IGF）為代表的全球人工智能多利益相關方，將推動人工智能治理的規則與實踐探索進一步走深向實。

多利益相關方需要具備包容性，尊重人的尊嚴、權利和多樣性，在所有的人工智能應用程序執行過程中，確保人工智能系統不會歧視、傷害或利用任何群體的特征，尊重觀點和價值觀的多樣性。

多利益相關方也需要努力通過實施減少能源消耗、廢物產生和溫室氣體排放，并促進社會正義和人類發展的人工智能系統，最大限度地減少人工智能系統對環境、社會和人類福祉的負面影響。

此外，人工智能的倫理問題是一個典型的交叉學科范疇，落到現實語境下要成為可執行的治理行動，更加需要以多方參與的形式、綜合運用各種手段，來促進公平和可持續發展。

綜上所述，人工智能快速發展勢必帶來新問題、新挑戰、新風險，盡管如此，政府部門要看到人工智能發展的明天，充分發揮治理“望遠鏡”的作用，積極前瞻性布局，引導產業健康發展。企業要充分發揮“放大鏡”的綜合作用，加速人工智能技術研發和場景落地，通過新質生產力造福民眾。監管部門要更好地發揮“顯微鏡”的作用，為產業健康可持續發展保駕護航。此外，要調動各方積極性，發揮“多棱鏡”的作用，反映多利益相關方訴求，為實現人類可持續發展目標作出貢獻。

綜上所述，人工智能的發展和治理尚無固定或者成熟模式可依，要實現二者的有機結合，我們需要持續秉承長期主義的理念，堅定而審慎地開拓，致力于尋找一條符合我國國情的人工智能發展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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