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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斯蒂格利茨 布魯斯·格林伍爾德】

從人均生產值數據最初可考的羅馬時代開始，到1800 年前后，人類的生活水平一直裹足不前，幾乎算不上有什么提高（麥迪遜：2001）。

人們把絕大部分錢都花費在食物上，而食物消費又集中于大米、小麥和其他谷物等主食上。住房條件極其有限，往往一大家人蝸居在農舍里，彼此沒有隱私，除了抵御寒冬的基本取暖設施以外，沒有任何溫控設施。

服裝只考慮實用性，僅僅是基礎內衣搭配隨季節(jié)性更換的外衣而已。醫(yī)療體系幾乎不存在。出行則極其少見，以小范圍的本地交通為主，既麻煩又不舒服。

休閑娛樂則全靠自己，簡單又乏味。只有少數貴族才享有我們現在習以為常的生活水準：豐盛而新鮮的食物，甚至還有肉吃；寬敞又溫暖的房子；衣柜里塞滿適用不同場合的服飾；較好的基礎個人醫(yī)療保障；旅行和豐富的娛樂活動。

斯蒂格利茨和布魯斯·格林伍爾德

從19 世紀初到19 世紀中后期，從前只有貴族才能享有的優(yōu)越生活方式開始加速席卷歐洲、北美和澳大利亞，我們可以從同時代的文獻中看到這個改變對社會產生的巨大沖擊，甚至連《共產黨宣言》也可以被認為是從另一個層面贊美新的經濟發(fā)展勢頭。只不過，這一勢頭還沒有惠及廣大人民。

到了20 世紀，從前所謂的精英生活水準已經變成了歐洲、北美、澳大利亞和亞洲許多國家大眾生活的標配，這一現代化進程一直綿延至今，包括許多亞洲國家。

這個巨大的改變也可以從另外一種視角來解讀：19 世紀前，絕大多數人都把他們的時間和精力耗費在食物、房子、衣服這些最基礎的生活必需品上；而今天，在大多數發(fā)達國家和越來越多的發(fā)展中國家，人們每周只要工作幾個小時，就能達到以前的最低生活標準，每個人都有了選擇如何使用“額外”時間的權利：可以工作，可以賺更多的錢來滿足更多的消費需求（更高質量的“生活必需品”或奢侈品），或者，還可以把時間用來享受閑暇的時光。[1]

究竟是什么為我們帶來了如此巨大的社會變革呢？是資本的積累還是科技的發(fā)展？

巨大的社會變革哪里來，科技發(fā)展、資本存量的提高？

雖然經濟學家們，比如熊彼特（1943 ）確認了變革的主要動力來自科技發(fā)展，但直到1957 年，羅伯特?索洛才提出了量化資本積累和科技發(fā)展相對重要的模型。資本存量的提高最多能帶來1/3 的人均產量提高，其余的增長則主要來自各種各樣的科技發(fā)展和技術革新。[2]

羅伯特?索洛（左）和熊彼特（右）

后續(xù)文獻質疑了這個數量分析可能并沒有其設想得那么穩(wěn)健，一部分原因是關鍵的投入變量（資本、人力資本）比起初意識到的更難度量，問題也更多；還有一部分原因是模型中設定了總體生產函數規(guī)模的回報率和完全競爭下的回報率都是一個固定值，這個設定有待商榷。[3]

變量間的互相影響也使得分析經濟增長原因的工作變得十分困難，比如新機器（新投資）會被用來實施新技術[4]，兩個變量之間本身就具有糾纏的因果關系。

誠然，生產力的大幅提高、技術的進步以及“學習把事情做得更好”都在提升生產力方面發(fā)揮了很關鍵的作用。我們認為，這些才是最重要的原因。[5]

不僅學習（創(chuàng)新）的進程是提高生活水平的重要決定因素，而且?guī)缀蹩梢圆糠挚隙ǖ氖牵@個進程本身就是內生的。

科技進步的速度隨時間和國家不同而呈現不同的態(tài)勢，也許我們不能解釋在其中起作用的所有變量，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政府政策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學習不但受到經濟環(huán)境、社會環(huán)境和經濟結構的影響，也受到政府和私人對研究和教育投資的影響。

行業(yè)之間、企業(yè)之間，甚至企業(yè)內部各部門之間的生產率提高存在高度的相關性，這意味著，可能有一些因素（環(huán)境因素、公共投資），對整個社會存在系統(tǒng)性的影響，或者每個學習者/ 創(chuàng)新者之間都存在著溢出效應。

創(chuàng)建學習型的社會 對發(fā)展中國家尤其重要

然而，國家和企業(yè)之間巨大而持續(xù)的差異（從微觀經濟層面來說，最好的、平均水平的和最差水平間的巨大差異）卻表明，知識并不會在國家和企業(yè)間平滑流轉。

以上這些都凸顯了：經濟政策的重要目標之一，就是制定能夠促進學習和學習溢出效應的經濟策略和經濟結構。創(chuàng)建一個學習型的社會，才能夠在更高層面上提高整體社會的生活水平，而不僅僅是短暫地一次性提高經濟效率，或者靠犧牲今天的消費來提升資本率。[6]

這一點對于發(fā)展中國家來說尤為重要。發(fā)展中國家和發(fā)達國家的人均國民收入水平差異主要來自知識水平的差異。制定將經濟和社會轉型為“學習型”的政策，將有助于發(fā)展中國家縮小這一知識水平差異，并帶來顯著的收入提升[7]。發(fā)展，意味著學習如何去學習（斯蒂格利茨：1987c）。

為簡單起見，索洛在關于經濟增長的開創(chuàng)性文獻（索洛：1956 ）的模型中，將科技發(fā)展率設定為固定和外生的變量，并獨立于企業(yè)決策而存在。

這篇文章并未能解釋提高生活水平最重要的原因，因而也并未能解釋該如何制定經濟政策以提高生活水平。1957年，索洛跟進了一篇文章，指出他1956 年的文章里主要關注的資本積累相對而言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因素反倒是1956年文章里被簡單設定為給定的技術進步率。

毫無意外，在索洛的開創(chuàng)性工作之后，從20世紀60年代一直延續(xù)到80年代[8]，涌現了一大批試圖“內生化”科技發(fā)展的論文。[9]

其中，最優(yōu)秀的文章都試圖把對宏觀問題的研究建立在微觀層面上分析。到目前為止，已經有很多從微觀經濟層面研究科技發(fā)展的文章了[10] ，但是很多這類文章的研究成果都沒有被納入宏觀經濟增長模型中。

與微觀經濟模型不同的是，宏觀經濟增長模型通常過分簡化，完全不考慮不同行業(yè)間創(chuàng)新速度的差異、科技發(fā)展的多種不同形式，以及科技發(fā)展形式與替代政策之間的關系。

為了解決內生增長帶來的復雜性，以及推導長期穩(wěn)定增長的挑戰(zhàn)性，許多文章都采取了非常特別的參數化方法。有些文章發(fā)現，當創(chuàng)新是內生變量時，市場不太有可能是完全競爭的狀態(tài)，但是市場結構與創(chuàng)新的相互作用關系并非討論的核心點。

熊彼特設想過的那種競爭狀態(tài)是真實存在的嗎？有些文章的假設幾乎已經預見到了結論：如果我們假設交易能夠促進學習（比直接促進相應的國內生產更為有效），那么貿易壁壘就會對經濟發(fā)展產生負作用。但是我們證明了，關于創(chuàng)新過程的備擇假設（我們認為更可信）表明，一定程度的貿易限制是必要的。

向“學習型社會”轉型對人類福祉的影響巨大

如果現代經濟的成就來自創(chuàng)新和學習的這個觀點是正確的，那么理解學習和創(chuàng)新過程，以及了解政策會如何影響這個進程將會成為經濟分析的核心。[11]

我們可以認為，一個經濟體的“創(chuàng)新系統(tǒng)”從廣義上來說，自基礎研究（通常由政府資助，偶爾也會由政府支持的壟斷巨頭資助，如貝爾實驗室，并且由研究型大學和政府背景的科研機構生產）到應用研究，有時候是在基礎理論上有所發(fā)展，其他時候則是改進和發(fā)展了“現有的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