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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訊）據多家美媒6日報道，美國知名主持人亞歷克斯·瓊斯（Alex Jones）因聲稱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是政府為了加強槍支管制而捏造的一場騙局，并暗示受害者父母是政府的“演員”，被得州陪審團裁定向槍擊案中喪生的6歲男孩父母支付4520萬美元的懲罰性賠償。

加上此前一天瓊斯剛被判向這對父母賠償410萬美元，這意味著他將因其陰謀論面臨著4930萬美元（3.33億元）的高昂代價。不過，瓊斯的首席律師已表示，他們將提出上訴，要求法院大幅縮減判決賠償金額。這名律師還稱，懲罰性賠償應減少到150萬美元。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對亞歷克斯·瓊斯的巨額判決不僅僅是平反，這還是一個警告

據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8月6日報道，這兩起判決的原告是斯嘉麗·劉易斯（Scarlett Lewis）和尼爾·海斯林（Neil Heslin），被告是極右翼陰謀論網站Infowars的主持人和創始人亞歷克斯·瓊斯。

劉易斯和海斯林是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受害者的父母，他們6歲的兒子杰西·劉易斯（Jesse Lewis）在2012年12月14日被槍手殺死，是20名喪生兒童之一。然而，對于這起震動美國的槍擊案，瓊斯卻一再聲稱它是美國聯邦政府上演的一場騙局，目的是加強槍支管制。他還暗示，受害者的父母是“危機演員”。

例如，自槍擊案發生后不久，瓊斯就在他的節目中說，“沒有人死亡”，這次襲擊是控槍倡導者“上演”的一個詭計，目的是制造反槍支情緒。2017年，海斯林曾在《梅根·凱莉周日夜》節目中駁斥瓊斯對槍擊事件的否認，并講述了他發現兒子遺體的悲痛經歷，“我抱著我的兒子時，子彈打穿了他的頭。”然而，瓊斯卻在隨后暗示，海斯林撒了謊。

被告亞歷克斯·瓊斯

據報道，瓊斯的種種言行導致許多受害者的父母被迫面對外界對他們的攻擊與否認，相信瓊斯這一陰謀論的人多年來還持續騷擾和威脅這些父母，最終包括劉易斯和海斯林在內的幾對受害者父母起訴瓊斯誹謗。

據美聯社3日報道，自7月26日開庭陳述以來，劉易斯和海斯林出席了幾乎所有的庭審，并雇傭了一小群安保人員陪同他們去法院。在8月2日出庭作證時，這對父母告訴陪審團，在過去的近十年里，瓊斯利用他的媒體平臺宣揚這一切都是一場騙局，讓他們經歷了死亡威脅、騷擾和持續的心理創傷，他們的生活變成了“人間地獄”。

原告聘請的法醫精神科醫生羅伊·盧比特（Roy Lubit）還表示，劉易斯和海斯林患上了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盧比特稱，有人朝原告的家中開槍。劉易斯還曾告訴盧比特，她在家里安裝了復雜的監控設備，睡覺時在床邊放著一把槍、一把刀和胡椒噴霧。

8月2日，原告尼爾·海斯林在法庭上落淚

當地時間4日，得克薩斯州首府奧斯汀市陪審團判決瓊斯賠償劉易斯和海斯林410萬美元（約合人民幣2772.5萬元），以補償他們遭受的精神痛苦。5日，陪審團在聽取有關瓊斯及其公司財務狀況后還決定，瓊斯還必須支付這對父母4520萬美元（約合人民幣3.05億元）的懲罰性賠償。據一名經濟學家作證，瓊斯和其公司的總凈資產高達2.7億美元（約合人民幣18.25億元）。

據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CNBC）5日報道，劉易斯和海斯林的律師衛斯理·鮑爾（Wesley Ball）認為，只有讓瓊斯付出巨額賠償的代價，才能從瓊斯手中“拿走擴音器”。

鮑爾5日告訴陪審團，“我請求你們的判決，不僅能拿走亞歷克斯·瓊斯的（發聲）平臺，還要確保他不能重建平臺。這才是最重要的。這是懲罰，這是威懾。”鮑爾強調，他們希望對瓊斯做出巨額賠償的判決能對他和其他兜售虛假信息牟利的人起到威懾作用。

據美聯社6日指出，懲罰性損害賠償旨在處罰被告做出的特別惡劣行為，而不僅僅是對被傷害個人的金錢賠償。巨額懲罰性裁決也被視為是陪審員傳達更廣泛社會信息的機會，也是阻止其他人在未來做出同樣可惡行為的一種方式。

然而，瓊斯的首席律師安迪諾·雷諾（Andino Reynal）在5日的結案陳詞中則辯稱，陪審團已經通過4日的判決向瓊斯和其他人傳達了警告，5日的巨額賠償裁定額只會對那些質疑“政府官員失職”的人產生寒蟬效應。

雷諾反對這一裁決，并告訴法官他們將上訴要求法院大幅縮減判決賠償金額。據美聯社報道，在聽證會結束后，雷諾還告訴媒體，他們認為判決的賠償金“太高了”，他認為懲罰性賠償金額應減少到150萬美元。

劉易斯和海斯林最終能得到多少罰性賠償還有待觀察。據《華盛頓郵報》5日報道，美國里士滿大學法學院專家卡爾·托拜厄斯（Carl Tobias）表示，得州的法律規定，每位原告的懲罰性賠償上限為75萬美元，這意味兩位原告可能只能得到陪審團裁決的不到1/4的賠償金。如果賠償金屬于非經濟原因，比如精神損害，那么賠償金額可能會進一步減少。

托拜厄斯指出，懲罰性損害賠償的目的是為了刺痛被告，因此陪審團傾向于根據被告的財務狀況支付相應的金額，但許多州對這類賠償設有上限，使得這一規定自相矛盾。托拜厄斯表示，“理論上，懲罰性損害賠償應該足夠高，才足以嚇退肇事者和其他社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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