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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澎湃新聞12月8日報道，四月的燕園已是一派春光，未名湖上碧波蕩漾，博雅塔下鶯飛草長，而王緝思的一生，和這座中國頂尖學府緊密相連。北大附小、附中讀書成長，恢復高考后重返北大求學并留校任教，十余年中國社科院任職經歷后又回歸北大講壇，年近七旬的王緝思身上有著深深的北大烙印。

王緝思善于從中美雙方的角度思考對方有何關切，對不同觀點兼容并包；也敢于對原有的認知大膽懷疑，對事實真相孜孜以求。盡管中美之間依然存在較大的戰略互疑，但這位熟諳大國博弈之道的北大學者對中美關系的未來仍有信心，他相信只要兩國政府理性思考、減少對抗的可能性，傾聽并尊重百姓心聲，中美能夠挺過終將過去的“暴風雨”，繼續向前發展。

治學四十載：長路漫漫

澎湃新聞：您是怎樣走上美國研究的道路？

王緝思：我進入北大國際政治系前是河南三門峽水電廠的工人，英語初步自學過一些，但是沒有去過美國，也沒有去過其他任何國家，對美國的認識僅相當于一個高中生的水平。總體上我對外部世界的認知是有限的。我在北大上了一年的本科后，就讀碩士研究生了。我的碩士生導師認為我的基礎太差，不適合研究美國、蘇聯這樣的大國，就建議我研究第三世界，在中東、東南亞和南亞中選一個作為研究方向。我選了東南亞，因為東南亞離我們近一點。

1982年，一個偶然的機會，北大派我去英國牛津大學做為期一年的訪問學者。當年牛津大學沒有研究東南亞政治和國際關系的學者。經過半年的學習，牛津的導師認可了我的學術水平，就讓我根據美國國務院解密的外交檔案，研究上世紀40年代后期的中美關系，具體而言就是為什么美國要干預中國內戰，是不是擔心中國共產黨上臺后會倒向蘇聯？因為那時美國剛剛公布了一批相關的檔案材料。我以這個問題寫了一篇論文，導師很滿意。回國以后，我把這篇論文改成了中文，作為我的碩士畢業論文，原來的東南亞研究方向就放棄了。后來，我留在北大國際政治系當老師，因為我去過英國，就被分到了研究西方國家的教研室。我就這樣走上了美國研究的道路。

澎湃新聞：從最初的北大任教到進入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再到返回北大，您經歷了從高校到研究機構再回到高校的一個循環，這些經歷對您研究美國問題、中美關系有何影響？

王緝思：80年代中期，我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做訪問學者，主要的研究方向是美國的東亞政策，回國以后就在北大開設了美國東亞政策的課程。后來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從北大調到了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于是就專門從事美國研究了。因為美國是世界大國，影響力輻射全球，我以前看過的有關東南亞的書，對我了解美國對相關國家的政策也有一定的作用。

在社科院美國所，因為我專門研究美國問題，而且中美關系又是熱門議題，所以我有機會參加和美國人的一些交流活動，還根據外交部以及其他一些部門的要求，參加一些政策咨詢會議，這種機會在大學里是無法得到的，因為社科院是一個政府智庫，不是一個教學機構。

后來，我從社科院調回北大，從一個科研單位調到一個教學單位，又是一次轉變。我覺得這個轉變也不容易。回到高校以后，不僅要從事科研工作，還要從事教學管理和學術管理工作，我就不可能只關注美國了。有一個好處就是擴大了視野，因為給學生上課時必須講一些基礎知識，非洲、拉丁美洲、俄羅斯等等都會涉及到，這就使我的眼界開闊了。

王緝思與薩繆爾?亨廷頓合影。

澎湃新聞：您長期擔任中華美國學會的會長、榮譽會長，您如何看待40年來中國的美國問題研究、美國的中國問題研究？

王緝思：以前，不是我一個人對美國的了解有限，而是我們整個國家對美國都不大了解。從我開始研究美國問題到現在，是中國大發展的時期，也是中美關系大發展的時期，中美對彼此的認識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這里面也存在一定的問題。我雖然去過美國很多次，但主要還是去華盛頓、紐約這樣的大城市，見的人也大多是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而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他們到中國來也是見我這樣的人，交流一些中美關系的問題。這就會導致我們對對方整個社會的了解非常膚淺。

我們現在的研究中存在很多功能性的領域，比如說貿易政策、投資環境、氣候變化、生態環境、醫療衛生等等，每一個研究領域都離不開美國。但是如果只從一個領域去看，就容易失去對一個整體美國的理解。美國對中國的研究也是如此。美國有人研究中國的海軍發展、網絡安全、環境污染、產業政策、醫療衛生改革等等。過去美國老一輩的中國問題專家，他們看到更多的是宏觀問題，因為他們沒有機會去接觸微觀問題。而現在，如果只研究宏觀問題，在美國連博士學位都很難拿到。現在我們知道了彼此的很多細節，但是卻缺少了對宏觀問題的研究，這就可能產生“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問題。

對一個國家的認識要謹慎，要知道自己的認識是有限的，千萬不要相信一些人所說的“告訴你一個真正的美國是什么樣”，因為沒有人知道真正的美國是什么樣，我相信特朗普也不知道。對對方國家、自己國家以及整個世界的認識是無窮無盡的。這40年來，我們對美國、美國對中國的了解深入了很多，但這并不等于我們能夠準確判斷出美國未來的走向，美國當然也不能準確判斷出中國走向何方。

縱橫兩大國：上下求索

澎湃新聞：您在從事美國問題研究的過程中，也廣泛接觸美國的對華決策人士，有媒體稱您為“鉆進白宮心臟的中國行者”，您對服務于美國對華決策的“中國通”們有著怎樣的認識？

王緝思：我需要強調的是，在美國對于國內外事務的整體考量中，中國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不管是特朗普政府還是此前的奧巴馬政府，主要的工作重點還是放在國內，外交只是政府工作中的一部分。中國在美國政策議程中的地位，并不如一些中國人所想象的那么高。最近十幾年，中國的地位上升得很快，但對華政策仍然不能說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部分。美國負責對華政策的相關人士，在美國的地位也比我們想像的要低。在美國國務院、國防部或者國安會的機構設置中，對華決策官員從屬于東亞或者亞太方向。所以，他們更多的是了解中國與日本、韓國等國家的關系，對于中國與印度、非洲或者拉丁美洲的關系，也并不太了解。中國的影響力正在上升，但是美國的決策機制還沒有發生變化，這就使得他們在思維上會存在漏洞，這是美國方面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澎湃新聞：如何看待中美間的“二軌”外交？如何看待學術研究者和外交實踐者之間的關系？

王緝思：現在，學者與外交官之間有很好的溝通，但是兩者的角色定位不一樣，所以他們關注的事情是不一樣的。學者更關心的是事實是什么樣、為什么是這樣，如果還能據此推導出未來的發展趨勢，就是一個很不錯的學者了。外交官也關心事實和原因，但是他們更關心的是怎么辦。作為一個學者，不能輕易否定任何事情發生的可能性，但是外交官的工作就是促進好事發生，避免壞事發生。比如，作為一個學者，你可以根據客觀情況判斷說中美關系正在惡化，正在走向對抗。作為外交官，你應該說中美對抗會損害兩國利益，所以要增加互信合作，避免對抗。

有時，我也會被政府部門問到“怎么辦”的問題。這時，我的身份定位就不僅是學者了，而是一個謀士。此時，不僅需要運用自己的學術知識，更重要的是知道國家需要什么、如何實現。在很多問題上，國家已經有既定的政策，或者說是國家的大戰略、中國國情決定了我們應有的立場。我們不能因為要搞好中美關系，就犧牲中國核心利益或者整體的立場。比如說我們在意識形態、政治制度方面的立場，不可能因為要搞好中美關系就尋求改變。外交官非常清楚這方面的情況，學者和外交官有更多的溝通，就能知道外交官想要的是什么、他們會如何去獲得。學者對于外交官也有啟發作用，可以拓寬他們的思維，告訴他們一些事實背后的廣闊背景和看待問題的不同視角。學者和外交官之間的互補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