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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些自媒體就“中科院把美國卡脖子清單變成科研任務清單”一事發表網文，在網絡上引發了一些討論。

這些文章和網絡評論觀點大同小異，無外乎說科技、技術、工程是不同的概念，有不同的組織模式。卡脖子問題是技術層面的問題，應該依靠企業來解決，而中科院主要是搞基礎科學研究，將卡脖子清單變成自己的科研任務清單并不“靠譜”，有明顯“越界”之嫌。

這個觀點看似有理有據，實則不太能經得起推敲。

因為支撐這一觀點的理論已經滯后于創新實踐，論據粗略而有失偏頗。

為什么說理論支撐已經落后于創新實踐呢？我們知道，科學、技術和工程概念體系起源于萬尼瓦爾·布什的《科學：無盡的前沿》報告。

在這份報告中，萬尼瓦爾·布什提出了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工程學相互區隔、前后引致的線性創新模式，并認為應該采取差異化的支持政策。

1945年發布的這份報告奠定了戰后美國科技政策的基石，產生了“永恒的、抽象的”影響。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實踐的深入，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人為把科學、技術、工程相互割裂的思想反而制約了創新的發展。

一些學者從不同的方面對布什的理論提出異議。

1997年托克斯提出了著名的巴斯德象限，指出在純基礎研究（波爾象限）和應用研究（愛迪生象限）之外，還有一個由解決應用問題產生的基礎研究可以稱為“巴斯德象限”。

巴斯德象限的基礎研究不僅可以產生新的知識，還能提升人類改造世界的能力。

2016年哈佛大學教授文卡希·那拉亞那穆提出版了《發明與發現：反思沒有止境的邊疆》，進一步批評線性模型，提出了發明—發現循環模型，認為基礎研究（發現）和應用研究（發明）是一個相互關聯的整體，它們之間的關系是循環往復的。

這一模型更好闡述了科學（發現）與技術（發明）的內在關系，也更符合科技創新的實際。

事實上，在20世紀70年代后，隨著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的發展，科技創新的模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基礎研究轉化為實際應用的速度越來越快，科學與技術之間的界限也越來越模糊，很多關鍵核心技術很難說是科學的成果還是技術的進步。

比如說，與半導體產業相關的量子霍爾效應、集成電路的發明和光纖技術的研發，既可以說是科學（發現），也可以說是技術（發明），很難嚴格區分。

又比如，在5G技術中，華為的核心技術Ploar極化碼就是由一位數學家完成的。

今天我們很多所謂的“卡脖子”技術其實也是“卡腦子”，是基礎研究滯后造成的。

比如我們討論很多的光刻機技術，其發展經過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從1960年代的接觸式光刻機、接近式光刻機，到1970年代的投影式光刻機，1980年代的步進式光刻機，再到后來的步進式掃描光刻機、浸入式光刻機，到現在的EUV光刻機，設備性能提升的背后伴隨的是光學、化學、材料等基礎科學的發展。

我國光刻機技術在1960、1970年代基本與世界先進水平保持一致。

今天的落后一方面是后續投入的不足，更重要的是相關基礎研究的滯后。

所以任正非也指出，數學和基礎研究是華為進入技術“無人區”之后的燈塔，面對“卡脖子”的芯片問題，光砸錢不行還要砸數學家物理學家化學家。

為什么說這些文章的經驗觀感是粗略和有失偏頗的呢？比如說，作者認為中科院擅長的是“點上”的科學研究，對系統性強的高技術問題并不在行。

其實只要稍微了解情況就知道，中科院不僅有數學、物理、化學等偏基礎研究類研究所，也有一批光學、材料、信息等偏高技術類研究所。

中科院不僅產出了大部分代表了我國基礎研究最高水平的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也產出了不少代表國家高技術發展水平的國家技術發明一等獎和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一等獎等，還孵化出了以中科曙光、寒武紀等為代表的掌握核心技術的上市公司。在“兩彈一星”、載人航天、嫦娥探月工程、北斗組網等國家重大科技工程中都發揮了主力軍作用。

所以說，中科院最大的優勢在于有學科門類齊全的建制化優勢，可以圍繞關鍵問題迅速組織力量，形成系統性攻關能力。

再比如說，從前我們更多是模仿國外的技術產品，“照貓畫虎”，但是難以達到國外同類產品的質量和效能，究其原因就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雖然有些東西的基本原理是清楚的，但是在制造的過程當中還涉及到很多技術工藝問題背后的科學問題。

所以，工程項目也需要基礎研究能力很強的科研人員參加。

上世紀七十年代，我國就開始重視考慮光刻機的研發，但是由于國家政策支持強度等原因，沒有達到預期目標。

光刻機對于企業來說，要考慮凈利潤平衡，花了很大力量研發，最終不能盈利，投入產出不成比例，企業不愿意做這樣的事。

中科院作為國立科研機構，可以在國家核心技術攻關中發揮自身優勢、做出貢獻。

當然，這并不是說中科院這樣的科研機構就可以無所不能。

事實上，筆者也注意到，中科院領導在回答相關問題時也特別提出，中科院作為一個科研機構，在工程化、產業化方面并不是很強，不能包打天下，主要還是聚焦在前端，后端工程化、產業化的工作還要和企業、地方形成緊密結合的創新聯合體，把創新鏈和產業鏈，甚至金融鏈能夠有效連接起來，形成一個合力。

只是這些重要的表述沒有被完整全面的報道，一些網文作者也沒有仔細讀“原文”。

其實，習近平總書記在科學家座談會上的講話對這一問題已經有了深刻闡述。

總書記指出，我國面臨的很多“卡脖子”技術問題，根子是基礎理論研究跟不上，源頭和底層的東西沒有搞清楚。

所以說，中科院和高校完全應該而且可以在“卡脖子”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中發揮重要作用。

最近，任正非連續到訪中科院和一些知名高校，應該也是希望加強和這些機構在基礎研究和人才培養等方面的合作。

事實上，更有價值的討論是科研機構如何在關鍵核心技術的攻關過程中深化自身的改革，從而進一步提升創新的效能。

“把卡脖子清單轉化為任務清單”未嘗不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戰略性思路。

首先，這種思路強化了需求和問題導向，能夠把有限的資源更加聚焦到國家最急迫、最真實的需求上來，把好鋼用到刀刃上，真正解決實際問題，改變過去低水平重復、無序化擴張的“撒胡椒面”式的資源配置模式，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

其次，這種思路有利于破除“四唯”，建立新的評價評估機制。

以解決問題成效為衡量標準，以市場競爭機制激發創新活力，把“軟性”的評估轉化為“硬性”的考核，引導評估評價理念和趨勢的調整，真正破解“四唯”問題。

再次，這種思路有利于真正有能力、有水平的科學家脫穎而出。

揭榜掛帥，英雄不論出處，誰有本事誰就揭榜，可以破除論資排輩的“老框框”，產生鯰魚效應，提升整體創新活力，也可以讓科研攻關者保持定力，心無旁騖，放手一搏，真正形成一種能者上、庸者下的人才競爭機制。

“把卡脖子清單轉化為任務清單”本質上是在變局中開新局、危機中育新機的改革探索。對此，我們不妨給予一些耐心和信心。

因為，在歷史的轉折處，我們沒有太多遲疑和停滯的機會窗口。

（作者 柯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