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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6年解秘以來，“兩彈元勛”鄧稼先的名字可謂家喻戶曉。但對于他投身核武器研制的那28年，還是存在不少誤讀。

今年恰逢新中國成立70周年和“兩彈一星”科技功臣授勛20周年，關于鄧稼先的報道又多了起來。對于那28年，有些媒體是這樣寫的：“鄧稼先與妻子分開28年，沒有和妻子通過一次電話，也沒有寫過一封信。”“整整28年，鄧稼先生死未卜不知去向，夫人許鹿希無怨無悔癡情等待。”“許鹿希在家苦等28年后，才見到了纏綿病榻的鄧稼先，最終等來的卻是離別。”

從1958年8月，錢三強推薦鄧稼先加入原子彈研制團隊，到1986年7月，鄧稼先在北京301醫院去世，整整28年。對鄧稼先來說，這是隱姓埋名、夙興夜寐的28年，不能公開發表學術論文，不能公開做報告，不能出國，不能和朋友交往，不能說自己在哪里工作，更不能說在做什么。夫人許鹿希工作的北京大學醫學部的領導，知道他是做什么的，是在追悼會第二天的報紙上。

但這并不意味著，鄧稼先徹底斷絕了親屬聯系。真實情況是，雖然他長期在西部基地工作，但只要回北京開會或者中央領導召見，他都能和家人團聚。28年間，他親手料理了父母親的后事，前后共花三個月輔導一雙兒女參加高考，赴內蒙古看望在生產建設兵團的女兒，星期天還經常到岳父母家吃午飯……

今年60歲的許進先生，是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全國政協委員。他的祖父母許德珩、勞君展是九三學社創始人，許德珩曾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許進的姑姑就是鄧稼先的夫人許鹿希。他從小和祖父母生活在一起，經常見到鄧稼先，并一起聊天。

如今，許鹿希先生已經年逾九旬，因患有哮喘，將近十年沒有下樓，也極少見外人。近年來，許進自告奮勇承擔了接待媒體采訪的任務。關于姑爹的有些問題，他還會當面或微信跟姑姑溝通后再答復。

在許進看來，那些以訛傳訛的說法應該得到糾正，需要向社會講述更真實的故事，還原那28年，才能更完整地了解真實的鄧稼先：這是一位嘔心瀝血、無私奉獻的科學家，也是一個熱愛生活、愛好廣泛的常人。

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走進鄧稼先和那一代中國科學家的內心世界。

今年國慶70周年群眾游行的“致敬方陣”中，許進舉著祖父許德珩的榮譽牌。（受訪者提供）

人物檔案

許進：1959年11月生于北京。1982年7月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物理系，曾任北京第二十二中學教師，現任全國政協委員、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清大筑境規劃建筑設計研究院副院長。

鄧許聯姻的原委

高淵：鄧稼先和你姑姑許鹿希是什么時候相識的？

許進：鄧家和許家是世交。解放前，我祖父和鄧稼先的父親鄧以蟄都是北京大學教授，兩家關系非常好。所以他們小時候就見過，可謂兩小無猜。時隔多年后，他們再次相會在北大，是師生關系。那是1946年，鄧稼先從西南聯大物理系畢業后，受聘擔任北京大學物理系助教。我姑姑比他小4歲，剛考進北大醫學院，她那個班級的物理實驗課是鄧稼先教的。

那時候，鄧稼先有兩個在北大相遇的學生，跟他之后的人生關系重大。一個是我姑姑，后來成了他妻子；另一個是于敏，后來成為親密的同事，也是“兩彈一星”科技功臣，還先后被授予“改革先鋒”和“共和國獎章”。

高淵：對于這樁婚事，雙方家庭支持嗎？

許進：鄧稼先的大姐夫是鄭華熾，曾任北大教務長、物理系教授，他大姐家和我祖父母是鄰居，都住在北京府學胡同的北大教授宿舍，一個大院子里住了20多位教授。他大姐鄧仲先常夸獎許鹿希聰明好學，還把鄧稼先介紹給我祖母。其實，我爺爺奶奶都記得，鄧稼先小時候特別頑皮，有一次他們去鄧家串門，鄧稼先一邊在自家門框上蕩秋千，一邊向他父母報告來客人了，這場景讓他們印象深刻。

對這樁婚事，兩家都很積極。1952年，我姑姑從北醫畢業，第二年就結婚了。那年鄧稼先29歲，我姑姑25歲，主婚人是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吳有訓教授。

高淵：當時鄧稼先已經在中科院工作了？

許進：對，他是1950年秋天進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在這之前，1948年10月他去美國普渡大學留學，他只有西南聯大學士學位，但直接攻讀核物理博士。只用了一年零十一個月時間，就在1950年8月20日拿到了博士學位。當時，普渡大學物理系的德爾哈爾教授有意帶他去英國繼續研究工作，這對于一個有志于科研的年輕學者來說，是很有吸引力的。

但鄧稼先歸國心切，在拿到博士學位后的第九天，就在洛杉磯登上了“威爾遜總統號”輪船回國。那次，錢學森也想搭乘這艘輪船回國，行李都已經搬上船了，但人被扣了下來。同船回國的有100多名中國留學生，其中還有我祖母勞君展的侄女勞遠琇，她后來是北京協和醫院著名眼科專家。

高淵：他回國之初那幾年，工作生活還順利嗎？

許進：那時候，他各方面都很舒心。首先是家庭生活安定幸福。當時他們住在中關村的中科院宿舍，我姑姑在北醫上班，路挺遠的。鄧稼先就經常騎著自行車去接她，有時候兩人也會漫步在無人的小馬路上。

1954年和1956年，他們先后有了女兒鄧志典和兒子鄧志平。聽我姑姑說，鄧稼先每天一下班，進門第一件事就是逗孩子玩，要他們反復叫“爸爸”“好爸爸”“非常好爸爸”。他們住的樓房周圍一片空曠，他就經常和兒子在家里曬臺上放“二踢腳”，比誰甩得遠，甩得高。

在工作上，他先擔任近代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兩年后升為副研究員，所長是彭桓武教授。鄧稼先原來是九三學社社員，1956年加入了中共。他還兼任中科院數理化部的副學術秘書，當時學術秘書是錢三強教授。可以說，工作上也是一帆風順。

1962年，鄧稼先全家攝于北京大學朗潤園。（受訪者提供）

音訊全無是訛傳

高淵：但人生道路的重大轉變就在這時候出現了？

許進：那是1958年8月，新中國成立快9年了，鄧稼先34歲。有一天，錢三強把鄧稼先找到了辦公室。他們彼此很熟悉，但錢三強講話還是先繞了點彎子。他說，國家準備放個“大炮仗”，準備調你去做這項工作，怎么樣？

鄧稼先聽到“大炮仗”，馬上就明白是搞原子彈，他只問了一句：“我能行嗎？”錢三強就把工作的意義和任務詳細跟他說了，鄧稼先馬上表示服從組織安排。

高淵：為什么鄧稼先對“大炮仗”這么敏感？

許進：因為他在中科院就是做原子核理論研究的，他所在的近代物理所后來更名為原子能研究所。而且，當時的國際國內形勢也在發生變化。建國初期，我們還在醫治戰爭創傷時，一場朝鮮戰爭讓我們吃了技術裝備落后的苦頭，一些美軍軍官甚至提議用小型原子彈或核大炮攻擊中國。

1951年10月，約里奧·居里請中國放射化學家楊承宗回國帶口信給毛澤東：“你們要反對原子彈，就必須有自己的原子彈。”居里夫人還將親手制作的10克放射性鐳交給楊承宗，讓他帶回中國。

1955年1月，毛澤東召開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這標志著中國核工業建設起步。三年后，中央專門組建了組織領導核工業的第二機械工業部。

高淵：他那天回家是怎么跟你姑姑說的？

許進：我姑姑后來回憶說，那天他回家比平時晚一些，但因為是夏天，所以到家天還是亮的。他一反常態，晚飯時沒有喝酒，而且晚上翻來覆去睡不著。我姑姑就問他是不是有啥事，他過了好一會兒才說，要調動工作了。但具體到哪里、干什么都不能說，只說以后恐怕照顧不了這個家了。我姑姑當時心里想：難道是被派到敵人窩里去了？

那年，我姑姑30歲。她明白，以后需要她一個人帶兩個孩子，要照顧有病的公公和婆婆，還有自己的事業。她沒再問，只是說：放心吧，我是支持你的。不久后，鄧稼先帶全家去照相館拍了張全家福。

高淵：有不少報道說，從1958年起，鄧稼先夫婦一別就是28年，等再次相見，已是1986年鄧稼先病重之時。這屬實嗎？

許進：這個說法不準確。應該說，那28年他們確實聚少離多，鄧稼先大部分時間都在基地工作。但他也會回北京，或者開會，或者向中央領導匯報工作。

當然，因為原子彈研究工作是絕密的，鄧稼先必須從此隱姓埋名，跟一些好朋友也不再聯系了。參加核武器的研制工作，就必須遵守保密紀律，個人的言行等一切行為都要服從保密規定，但他回京時和家人團聚是沒有問題的。

1966年國慶節，鄧稼先（右）與錢學森在天安門城樓上觀禮。（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