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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紹偉：如何利用統計學“欺騙”民主？——關于人均收入與民主的因果關系

本文是"民主有利于經濟發展嗎？"一文的續篇。前文分析了民主決定發展的"民主發展論"，本文將討論收入決定民主的"發展民主論"。這兩個非常流行的理論涉及"收入與民主的統計相關程度"，人們從收入與民主的統計相關中，得出了一正一逆的因果結論。本文的目的在于徹底否定這個"發展民主論"：人均收入根本決定不了民主發展，民主發展是由一個社會的制度文化決定的。

1，"葬禮證偽主義"

如果利比亞沒有因為富裕而民主化，那么，中國還會隨著經濟發展走上民主的道路嗎？這對我們中國人來說顯然是個大問題，所以值得我們在這里"鬧中取靜"、從根挖起。

按道理說，利比亞的反例早就證偽了"收入決定民主"的理論，可實際上，事實并不能證偽理論，因為依然有非常多的人相信這個理論。知道波普的"樸素證偽主義"的人可能大惑不解，怎么事實就居然沒能證偽違反事實的理論呢？怎么人們居然可以不顧事實的存在呢？是啊，有什么么辦法呢？現實就這么冷酷啊。波普的高徒拉卡托斯由此得出結論說："同樸素的證偽主義相反，任何實驗、實驗報告、觀察陳述或業經充分證認的低層證偽假說，都不能單獨導致證偽。在一個更好的理論出現之前是不會有證偽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蘭征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49頁）

拉卡托斯說的是：由于事實中滲透著理論，所以經驗不僅不能證偽理論，有時反而是理論證偽了經驗（如哥白尼的理論就證偽了"太陽東升西落"的經驗）；因此，只有事實加上替代的新理論，舊的理論才能被證偽。那么，存在替代"收入決定民主"的理論嗎？當然存在，"政治文化決定民主"就是比較突出的一個。問題來了，利比亞的反例，加上"政治文化決定民主"的替代理論，為什么"收入決定民主"還是沒有被證偽呢？為什么還有那么多的人相信它呢？

這就是本文要論證的觀點：波普的"樸素證偽主義"是錯的，拉卡托斯的"精致證偽主義"也是錯的，只有"葬禮證偽主義"才是對的。已故經濟學家薩繆爾森說過一句話："科學是在一個又一個的葬禮之后才取得進步的"。就是說，不管事實多么確鑿，不管替代理論多么有說服力，只要相信舊理論的人還活著，舊理論就無法被證偽。不是"葬禮證偽主義"冷酷無情，是現實就這么冷酷無情，"葬禮證偽主義"只不過是把"該死的"現實描述出來而已。

"葬禮證偽主義"表明：人是一種"只相信他所愿相信"的動物。有人愿意相信復雜的抽象邏輯，就有人愿意相信簡單的形象圖形（當然，也就有人相信權威甚至權力，因為只有權力才能在葬禮之前就更加冷酷無情地抬出"真理"）。"政治文化決定民主"也許正確，可它太復雜，不象"收入決定民主"那樣有一個簡單可觀測的指標。再說，利比亞雖然沒有在人均收入5千美元的時侯民主化，可它現在不是也開始了嗎？在預測能力大致相同的情況下，簡單的理論的確更吸引人。但如果理論的復雜只是因為現實太復雜，復雜理論就能在邏輯上取勝（如亨廷頓的"多因素論"）。只是，簡單理論的吸引力也許還有別的原因，"收入決定民主"的吸引力就存在另一個重要原因：科學的外衣。

2，"經驗實證"的墮落："工程思維"取代"制度思維"

在過去一個世紀的西方學術界，數學和統計學成功地"入侵"社會科學，政治學和經濟學迅速地成為數學和統計學的"奴隸"。許多西方政治經濟學家已經不會思考，因為數學和統計學已經"能夠"替他們"科學"地進行思考。當數量工具從"仆人"變成"主人"的時候，"洋八股"應運而生，數量工具與自由主義合成的"計量自由主義"成為學術的主流，整個西方社會科學便在這種"西式科舉制"中走上了封閉和墮落。

"計量自由主義"看到了人類語言的模糊，因此它企圖用"精確的"數量工具來彌補語言的缺陷。然而，語言在運用時并不試圖掩蓋自己的模糊，而數量工具在運用時則披上了"精確的偽裝"，制造了"科學的假象"。如果說自然在成為科學的對象時，數量工具能夠實現某種精確，那么，人類社會在成為科學的對象時，人心和制度就使數量工具的"精確"回歸到了"語言模糊"的水平。

然而，許多人不能認識到這一點。實際上，科學一但起飛，人類的"經驗實證"就被簡單化為"數據的實證"，"邏輯的實證"和"直覺的實證"就被踢出了"科學實證"的大門。但是，科學主義的泛濫是一種思維方式的泛濫，在社會科學里，思維方式的泛濫突出地表現為"工程思維"對"制度思維"的取代，"數據的實證"對"邏輯的實證"和"直覺的實證"的排擠只是"工程思維"的結果。

如果我們一本正經地問："民主是統計問題還是制度問題？"可能接近百分之百的人會回答說："民主問題當然是制度問題"。可是，問答過后，有些人就會

本能而毫無自我意識地回到了"統計問題"的思路，繼續研究諸如"人均收入決定民主"的"統計問題"。這就是"工程思維"對"制度思維"的取代，它不是一個具體研究項目的問題，它是一個把人類社會當成物理工程、把人當成非人的思維方式問題。

人均收入與民主發展之間的數量對應關系，是上個世紀西方政治經濟學的一個重大的"統計發現"，也是西方政治經濟學家的"思想水平"急速墮落的一個典型反映。不幸的是，從思維方式到統計發現，當今的中國正在不加區別地"洋為中用"，并以科學的名義把類似的"洋垃圾"當成寶貝來傳播。

問題在于，人均收入與民主之間的"統計相關"自己是不會思考的，要思考的是人，是研究者自己。喜歡形象、厭惡抽象是人性的缺陷，是人腦節約"運行成本"的必然，但如果研究者被統計圖形的直觀形象所征服，他的抽象思維能力就會退化。事實證明（見下節），問題的要點不是人均收入與民主之間的數量關系，而是人均收入與民主之間的因果關系，因果關系恰恰不是數據問題而是邏輯問題。發現人均收入與民主之間的數量關系，是搞亂民主分析而不是確立民主因果關系的開始。

為什么？因為"工程思維"會使研究者死死盯住"人均收入"與"民主指數"這兩個變量，一切問題，變成了這兩個變量的數據問題，變成了數據應該包括多長時間和多大范圍的問題，變成了如何能找著特定時空范圍的數據問題。在這個過程中，一個"制度問題"就變成了一個"技術問題"，"制度思維"就在"工程思維"中失落，理論家就變成了技術員，而科學的假象卻還在使這種墮落充滿了自豪和滿足。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西方的政治經濟學就這樣在類似的過程中變成了"應用數學"，西方的政治經濟學就這樣變成了"應用統計學"，西方的政治經濟學家就這樣在思想的墮落中取得了精神的升華。

本來，大學的政治經濟系應該雇一些數學人員協助研究，現實變成了每個政治經濟學家，都開始浪費時間學習數學技術細節。"工程思維"擠壓"制度思維"的結果，就是政治經濟學家都不知道如何思考了，Professor（教授）變成了標準的Processor（數據處理機）。人格層次的墮落還伴隨著道德層次的墮落，因為在這種"科學"的氛圍中，一旦數據缺乏或"不聽話"，"政治經濟學技術員"就經常不得不"逼迫數據屈打成招"，要么"加工"數據，要么下出數據許可范圍的結論，統計學與謊言就這樣成為同義語。"經驗實證"已經墮落到了無可復加的地步。

3，民主的制度邏輯與"量化的限度"：對"統計相關"的"十大質疑"

人均收入與民主指數本來就是人為主觀的數量參考，可一旦披上科學的外衣，它們之間的"函數關系"就有了"精確的假象"。問題是，我們憑什么認為人均收入與民主指數之間的"統計相關"就是科學的呢？可以質問的問題包括：

第一，"相關度問題"：人均收入與民主指數的"統計相關"，其"相關度"或"相關系數"到底有多可靠？

第二，"樣本時間問題"：人均收入與民主指數的"統計相關"，其"樣本范圍"和"時間跨度"到底有多充分？

第三，"多元回歸問題"：除了人均收入以外，還有沒有別的因素也會影響民主指數？問題一定是"一元回歸"嗎？有沒有"多元回歸"的可能性？

第四，"非線性問題"：人均收入與民主指數的"統計相關"是不是按比例、成直線的"線性關系"？如果是不按比例、不成直線的"非線性關系"，"非線性回歸"是不是一定能被轉換成"線性回歸"？

第五，"負相關問題"：人均收入與民主指數有沒有可能不是"正相關"而是"負相關"？人均收入的提高有沒有可能導致民主程度下降而不是上升？

第六，"中間變量問題"：是不是存在什么別的"中間變量"，使得人均收入先影響了"中間變量"，"中間變量"再最終影響民主指數？

第七，"未知變量問題"：是不是存在什么別的"未知變量"，這些"未知變量"既影響人均收入，也影響了民主指數，結果導致人均收入與民主指數之間出現了虛假的"統計相關"？

第八，"數據可獲性問題"："統計相關"是對已有可利用的數據的"統計相關"，如果想要的數據根本就不存在，"統計相關"是否還可能存在？

第九，"因果關系問題"：相關并不一定意味著因果，從相關到因果的飛躍靠的不是數據，靠的是邏輯，靠的是理論。

第十，"制度運行問題"：專制的滅亡和民主的確立，根本就不意味著民主制度就一定能正常運行，民主運行是信仰問題而不是人均收入問題。

在這十大問題中，前幾個更多的是統計技術問題，后幾個更多的是制度邏輯問題，"收入決定民主"能否成立，起決定作用的不是統計技術，而是制度邏輯，是邏輯在指導和決定技術的使用。這里就是區別"政治經濟學技術員"和"政治經濟學家"的關鍵之處："政治經濟學技術員"讓技術決定邏輯，讓"工程思維"決定"制度思維"，"政治經濟學家"則完全相反。

原因很簡單，"政治經濟學家"比"政治經濟學技術員"更懂得"量化的限度"。人是一種"只相信他所愿相信"的動物，也就是說，人是"有限理性"的感情動物，人的主觀感受是常變和無法量化的，現有的量化只能被當成一種"在技術允許情況下的近似表達"，技術上無法實現的主觀量化，在社會科學里是常規。

例如，利比亞的"人均收入"，國際貨幣基金給出的2010年數字是1.2萬美元，如果按"購買力平價"算則是1.5萬美元，利比亞自己的算法又會有所不同。這里除了有匯率因素外，還有通貨膨脹因素，收入的計算還忽視了黑市、灰市、家庭經濟等方面的因素。如果是"政治文化"或"幸福"這樣的變量，那量化的問題就更大。不同地方不同觀念的幸福感如何量化？100年前人們的幸福感如何量化？不能量化又如何進行相關比較？

如果社會問題的本質本來就是如此，社會問題的"科學"與否就不能以"是否有量化分析"為標準，否則，政治經濟學家和哲學家們就應該歇業了。事實恰恰相反，量化分析必須以邏輯分析為基礎，否則量化分析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木之林。在"收入決定民主"的問題上，十大問題中的任何一個出岔，"收入決定民主"的結論都會倒塌。其中的邏輯要點包括兩方面：一是"未知變量問題"，二是"數據可獲性問題"。

許多人以為科學研究就是"讓數據說話"的"經驗實證"研究。錯了。任何變量和任何數據的選擇決定，本身就是一個"邏輯問題"。為什么是選這個變量而不是那個變量，為什么是選這個數據而不是那個數據，所有的決定都包含著"理論含義"。如果研究者熟悉相關的理論和文獻，量化分析會更有針對性；如果研究者"腦子空空"，量化分析的結果也會帶上他所未必能理解的"理論含義"。所以，最無意義或最不確定的量化分析往往是由"政治經濟學技術員"作的，因為他們往往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不知道自己所干的在"理論的地圖"中是處于哪個位置，以至于即便是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他們還自以為是發現和證明了人類社會上最偉大的真理。而萬一有幸真的發現了真理，他們往往也由于缺乏背景知識而棄之如糞土，等到別人確定了他們的發現，他們自己才知道"原來是這樣"。

社會科學"量化分析"的真正本質是：人們只能從能夠數量化的變量中確定變量的關系，人們必然要忽視難以數量化的變量的作用；人們只能從能夠找到數據的變量中確定變量的關系，人們必然要忽視難以找到數據的變量的作用。所以，在"收入決定民主"的問題上，人們必然把復雜的"民主因果問題"簡化成"手頭有數據的變量關系問題"，人們必然因為確定了"收入與民主的相關"而忽視了對其他變量的邏輯思考，直到"政治經濟學技術員"的錯誤由"政治經濟學家"指了出來。

社會科學"量化分析"的本質，就是"政治經濟學技術員"所熱衷的所謂"科學研究"的本質。當他們以科學的假象批評別人的"非科學"研究時，科學的陶醉使他們無法意識到，其實他們自己早就已經失去了"從事研究的基本資格"。

與社會科學"量化分析"的本質相對照，社會科學"經驗研究"的本質是："數據的實證"必須以"邏輯的實證"為基礎，如果沒有可靠的"邏輯的實證"，任何"數據的實證"都是空中樓閣。數據不能思考，沉溺于數據反倒害了真正的思考。在"收入決定民主"的問題上，當"工程思維"壓倒"制度思維"的時候，對基本圖形和結論的關注，會壓倒對相關度、時間跨度和范圍廣度的細節關注，發現真理的興奮，最終淹沒了對"未知變量問題"和"數據可獲性問題"的慎重。

4，理論的貧困與理論的發展

"收入決定民主"的荒唐，其實可以從"工程思維"的機械推論中明顯感知。例如，由于收入決定民主，那是不是要等到人均收入提高了再去搞民主呢？如果壓低勞動者待遇有利于經濟增長，那是不是要堅持壓低勞動者待遇，以確保經濟增長和民主的早日到來呢？"制度思維"的思路當然完全不同：要民主的人會去"等人均收入提高了"嗎？他們會接受"壓低勞動者待遇"嗎？他們會為了滿足你的"工程思維"而放棄現實利益嗎？

為了進一步說明收入與民主的關系是"理論活"而不是"技術活"，下面我們可以簡單地回顧一下有關的文獻。

約瑟夫?熊彼特是最早提出現代民主制與市場資本主義相伴而來的學者之一，丹尼爾?勒納也提出過城市化帶動現代化和民主化的看法。但人均收入決定民主發展的觀點，最有名的是西摩爾?李普塞特1959年根據歐洲和拉美的數據提出的"現代化假說"：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的國家，就越有可能實現和鞏固民主。可這個"現代化假說"在時間跨度和范圍廣度上存在明顯的問題，后來被證明是根本經不起推敲的。

首先是人們觀察到的完全相反的例子，即經濟發展加速時民主程度反而下降，民主程度提高時經濟發展反而減速。這種發現的致命點，在于對"現代化假說"中所暗含的"線性歷史觀"的懷疑：難道通向民主的道路只有經濟發展一條？

第二，經濟發展也許能夠產生有利于民主發展的因素，如通過提高教育程度而改變觀念、形成追求穩定的中產階級、機會多元化和社會多元化等等，但在另一方面，經濟發展也會通過激發期望、提高參與而引發動蕩，亨廷頓在1968年的《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就提出，恢復政治秩序的要求也可能使收入提高中的民主發展停頓或倒退。

第三，羅斯托在1970年的"民主的轉型"一文里直截了當地認為，"現代化假說"是誤把相關關系當成了因果關系。他提出了一個民主化的階段分析，認為民主本身并不能解決國家統一問題，國家統一相反是實現民主的前提；民主可能是政治沖突和政治僵局的結果，是政治精英的有意選擇。所以，經濟發展既不必然導致民主發育，也不必然緩和社會矛盾。

第四，羅伯特o達爾1971年的《多頭政體》一書，明確地提出人均收入和民主發展之間是一種"非線性關系"：當一個社會的人均收入低于某個區間時，實現民主的可能性極低，進入這個特定區間時，民主發展的可能性最大，超過這個區間時，均收入和民主發展變得毫無關系。亨廷頓在1991年的《第三波》里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認為這個特定區間大體是在人均GDP1000美元到5000美元之間（按1980年的美元價格計算），呈現出N形曲線關系。

亨廷頓還認為，有五種變化對第三波民主浪潮的發生起了重要作用，它們是：日益加深的政權合法性問題和政績合法性問題，使中產階級擴大的全球性經濟增長，天主教會的教義與活動的顯著變化，外部的政策變化，以及滾雪球式的示范性作用。他還指出，每一個國家或所有國家的民主發展，都無法用單一的因素來解釋，而且這些因素的組合在不同的浪潮、階段和國家都會有所不同。

第五，羅伯特?巴羅1996年的"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一文，對民主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做了統計分析（涉及1960-1990年的100個國家），得出的結論是：經濟增長會增加實現民主的可能性，但人均收入和民主發展之間不存在"線性關系"，而存在近似"倒U型"的關系，權利的擴大一開始能夠促進經濟增長，但民主一旦達到一定水平，權利的繼續擴大便會有害于經濟增長。巴羅的結論使"收入和民主互為因果"的說法顯得極其蒼白。

第六，亞當o普沃斯基2000年的《民主與發展》一書顛覆性地認為，經濟發展的任何水平都可以出現民主，區別只在于，比較富裕的國家民主存活的概率比較高。但人均收入高并不必然有民主，最突出的例子是新加坡（當然還有利比亞）。

最后要提到的，是美國政治經濟學的新秀達倫?阿西莫格魯2007年的"重估'現代化假說'"一文（另參見2005年的《民主與專制的經濟起源》）。阿西莫格魯使用了1875年到2000年的跨國數據，與別人完全不同的是，他考慮了影響人均收入和民主指數的其他歷史因素，這是一些被人們忽略的"具體到國別的穩定歷史因素"。他發現，一旦這些因素的"確定影響"被控制，人均收入和民主發展之間就變得毫無關系，而且，教育水平也與民主發展無關（這就是我所說的有別于"工程思維"的"制度思維"）。

阿西莫格魯的背景"制度理論"是：歷史上的政治制度和資源分配狀況決定一個社會的當前權力分配，當前的權力分配又決定了當前的經濟制度，并決定了未來政治制度的演變（包括他著名的"雙模式殖民地理論"）。經濟發展的狀況就是由當前的經濟制度（包括產權和平定機會）所決定的，政治與經濟的緊密關系，不是"現代化假說"描述的那樣，而是他所認為的"關節點假說"的情況：在某些歷史的緊要關頭，在特定制度條件的作用下，一些國家走向了民主和發展，另一些國家卻走向了專制和停滯。我在別的文章里批評了阿西莫格魯的經濟發展分析（見"產權國家論"，《領導者》2010年10月），但他這里的結論依然是有效的（"產權國家論"的"基因悲劇假說"是替代理論中的一個，限于篇幅，本文不作展開）。

5，走向"制度思維"

"收入決定民主"的理論發展史表明，什么時候"工程思維"取代了"制度思維"，結果就是思想的混亂和理論的倒退；什么時候恢復了"制度思維"，現實的面目就恢復了邏輯的說服力。

常識能夠看到：在某一個時點上，經濟越發達的地方，民主程度也越高；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民主國家也隨之增加，而且，每一波民主浪潮的起落，也似乎與世界總體經濟水平有關。"工程思維"的研究賦予這些常識以"科學的假象"，只有"制度思維"，才能通過類似"十大質疑"的思考重新給現實以"邏輯的秩序"。

人性的缺陷使人們往往偏向于形象和新奇，"人均收入高的地方民主水平高"同"冰淇淋消費高的地方犯罪率低"一樣生動活潑，可這種統計結論都是錯的，它們只能吸引有"工程思維"的人。"制度思維"提醒我們，民主發展其實是由制度文化決定的，而高冰淇淋消費其實只是高收入的一個反映。統計能夠發現"相關"，但只有理論才能確定"因果"。利比亞能不能民主化、中國能不能民主化，都與人均收入毫無關系。

簡潔的理論也許優美，但人們不得不對可能包含在其中的"反智傾向"保持警惕，因為"解釋力"才是優美理論的要素，"簡潔"不能以犧牲"解釋力"為代價（"反奧卡姆剃刀原理"），否則，結果只能是"垃圾進，垃圾出"。如果現實就是復雜的，而人們卻總期待用簡單的理論去解釋，這其實是人類退化的一種表現。真理是樸素的，但樸素的真理是在深邃智慧的光芒下閃爍其樸素的一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