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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訪/觀察者網 白紫文】

觀察者網：我們中國一直對外承諾，我們不會要求其他國家變得像中國一樣，為什么我們要強調這一點？您覺得我們講述中國思想跟西方宣揚普世價值，他們之間最重要的區別是什么呢？

黃平：為什么我們不要求別人與我們一樣：

第一，從文化與價值層面看，每一個文化和歷史它都有它的獨特性、特殊性，從這個意義上說，要求別的國家和自己一樣是做不到的，哪怕有的國家總是要求如此，但根本做不到，屬于癡心妄想，或者“理性的狂妄”，即使是一個很小的民族，強加于它也是做不到的，除非用野蠻的方式把它滅了，而如果滅了人家，也就沒有強加于它的問題了。

中國對外不強加、不推銷、不輸出，這從中國自身近代的歷史（如果不是更早的歷史的話）就可以看出來。1840年以后，我們受夠了被強加的氣，割地賠款、喪權辱國、任人宰割，雖然中國沒有被完全殖民化，但至少原來一個古老文明的中國淪落為了半殖民地，原來如此自信的我們，不只是經濟上成為了別人的半殖民地，政治和文化上也都覺得自己的東西越來越不行，外來的力量，西方的力量，不僅是用堅船利炮打開了我們的大門，也打掉了中國人的自信，很多“精英”精神上也跪在了西方面前。

1840年以后的慘痛經歷，到1949年花了近一百年才基本解決，“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而中國文化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基本價值，決定了我們絕不愿意再次被人強加，也絕不會反過來去強加于人。正因為我們受夠了那100年的欺負，所以我們絕不去重復欺負人的做法，不論是政治上、經濟上，還是思想上，都不會把自己絕不愿意被強加的東西拿去“施于人”。這是從文化和價值層面說的。

第二，從實際的利害關系層面看，“施于人”也不符合中國自身的利益。中國從1949年以后實現了“站起來”，經過70多年的努力，包括40多年的一心一意搞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做到了“富起來”，下一步還要“強起來”，這期間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還有很多自身的事要做，還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例如今天普遍被關注的醫療、教育、住房、養老；再例如這次顯得更加重要的公共衛生體系與社會治理體系，還有綠色發展與生態建設、道德建設與文化自信，等等，所以，從中國實際的切身利益來說，也不僅不是要把我們的東西強加給別人，而是要把自己的經驗、認識和教訓與別人分擔、分享，也不斷向別人借鑒、學習，這個意義上的更加開放，還有文化意義上的更加包容，是符合我們自己的利益的。

紐約曼哈頓的時報廣場戶外大屏幕播放中國國家形象宣傳片。圖片來源：中新網

第三，從時代發展的層面看，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以前歐洲殖民者在全世界用槍炮為所謂自由貿易開道，歐洲人到了北美大量屠殺印第安人、大批販賣黑奴，在其他國家和地區也推行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這樣一個以野蠻殘酷的方式強加于人的時代過去了。特別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各個民族紛紛獨立和解放，“冷戰”以后整個世界變得越來越互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現在是一個各國越來越擁有自主性的時代，大大小小的國家既有主權和領土完整，也有自己的正當訴求，在聯合國里大國小國都有一票，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

即使美國等想強加于人，也越來越強加不了。冷戰結束后，美國有過“一超獨霸”的曇花一現，但是它對于伊拉克后來敘利亞實施的各種強加，不但對被強加者是災難，對施加者美國自身也是災難。這種強加或者霸權，使得美國的國際聲譽是提高了還是降低了？所以，今天這個時代本身，不僅由于經濟和技術的飛速發展，也由于各個國家和人民自主性的不斷增強，已不再是誰能把自己那套強加給別人的時代了。

基于這三個理由，中國不愿強加、不會強加、也不能強加別人什么東西，這是有充分的倫理依據、實際依據和時代依據的，不是我們在唱高調。

關于中國思想與“普世價先值”問題。我的理解，今天西方一些人所宣稱的“普世價值”，其實是非歷史的，是抽出了歷史語境之后簡單地把自己的某些訴求擺在道德制高點上，單方面把它政治正確化，自己單向地制定的一套所謂標準，然后用它去剪裁別人評判別人。

如果回到歷史的語境里，哪怕僅僅回到西方的近現代歷史里，存在今天所謂的普世價值嗎？例如，法國大革命高舉的是“自由、平等、博愛”，但今天“博愛”已經不見了，“平等”也很少再提了，只剩下了自由和為了民主的民主，而民主什么時候成了西方的“普世價值”的呢？二戰結束之后很快世界或者歐洲進入了“冷戰”，當時西方世界叫“自由世界”，東方世界才叫民主世界，例如當時的東德西德，西德叫自由德國，東德叫民主德國。民主被標榜成“普世價值”，是冷戰結束以后才發生的事。

何況，在民主名義之下，有多種不同的體制和治理方式。民主本來是個中性詞，無非是一種社會的治理方式，不應該賦予它那么多的道德含義。每個國家的政治進程、制度設計、治理方式都不一樣。例如 “三權分立”，在西方國家也不是普遍實行的制度，至今很多歐洲國家還是君主-議會制，連英國也不是美國式的“三權分立”。回到歷史與現實的語境里，怎么可能隨便抽象出幾個詞，然后就宣布它們才是“普世價值”，并要求所有國家都得照著做，不著照做就被污名為“威權國家”、“非自由國家”甚至“極權國家”、“流氓國家”，使這些本來在歷史中形成也在歷史中不斷演變的東西，變成不只是政治標準甚至還是道德標準，這完全不是世界政治該有的樣子，不僅失去了基本的歷史感，也會失去社會治理模式的多樣性和生命力，甚至還是對其他各個國家民族的歷史和不同的治理模式和發展道路、包括對西方國家自己走過道路的一種蔑視和侮辱，也是對自己近代以來、有些甚至延續至今的各種丑惡行徑的一種掩飾，“自由，多少丑惡假汝之名”。

這本來也不是什么秘密。稍微熟悉美國歷史的都知道，美國建國以前歐洲人就在北美大量屠殺印第安人、大批販賣黑奴，一直到二戰結束以后，冷戰期間，美國為了反共支持過多少軍人政權、獨裁政權、專制政權，策劃和發動過多少軍事政變和暗殺行動。這些行徑惡名在外，身為政客要用那么幾個抽象的詞、宣布為所謂普世價值的詞去掩飾、遮掩，或者為了狹隘的集團利益或者為了選票，那都很正常，但如果學者和思想者也予以簡單認同，并且拿來作為普世的“標準”，那就太愚蠢或太幼稚了，因為這些說辭也不符合歐洲和美國自己的歷史和現實。

歐洲人屠殺印第安人

那么，我們講中國思想，與這種“普世價值”有什么不同？中國文化總體是多元一體、和而不同，其中有些精神和思想可以與別的國家和社會分享。如果真的是一個偉大的思想，一定包含著有意義的東西在里面，也一定具有能被共享的東西在里面。我甚至多次“妄言”：任何一種思想、一個事物，如果它跨越的時間越長、覆蓋的空間越廣、包含的個體越多，那么，至少很可能，它所蘊含的普遍性就越強。如果這個命題成立，那中國文化與思想究竟是個案、個別、特例，還是也應該有它本來有的影響力呢？過去老說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這個拿來說思想與文化，也是適合的。

當然，思想也有交集，我們傳統講的仁、義、道、理，西方人講的平等、公平、公正，顯然并非沒有交集，并非一定是非此即彼的，互相沖突的。近代以來社會主義其實最重要的訴求就是追求社會的平等， 這個基本價值是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其帶來的治理方式和生活方式所產生的訴求，因為資本主義意義上的社會治理，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產生了經濟社會的不平等，于是就有了對平等的訴求，就有了工人運動、婦女運動、黑人運動，包括社會主義運動，背后追求的就是基本的經濟社會政治平等。

中國人也一直講平等，歷史上有“不患寡患不均”，為新中國而奮斗的歷史也是追求社會內部工人農民婦女要解放、要平等的歷程，新中國成立以后也一直主張并身體力行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所以，今天說中國思想與文化，不是要讓它們也成為抽象的脫離歷史語境的“普世價值”，而是在強調文化中國、思想中國，從而豐富自身、完善自身的同時，不斷與其他國家和人民分享、共享，這與強加不強加、是不是所謂“普世價值”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而是大家面對共同挑戰，找到更合理的共同應對。至少從追求來說，也有價值和道德，那就是共建共享，用老話說，是為了一個“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

例如這次新冠病毒蔓延，本來就是人類的共同敵人，人類需要共同攜手尋找對策，從國家與社會如何組織、社區與個人如何行動，到防疫抗疫里如何減少病毒傳播、信息如何及時共享，等等，不分東西、不論中外，現實中各國家各地區不同治理模式之間各有長短，個別標榜或被標榜為燈塔的國家還如此表現。現在大流行還沒有被止住，還需要各國各地區的人互相合作，而不是現在就自我吹噓，尤其不能因為是否占領了“普世價值”高地就自我設定具有先天免疫力，或者因為自己抗疫不力，就無端甩鍋給別人，乃至嫁禍給別人，這種情況反而顯出“普世價值”的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