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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您在今年1月份的對話中提到，俄烏沖突會使歐洲陷入“烏克蘭陷阱”。戰爭發生后，歐盟內部以法國為主的國家發聲，表示仍然要追求戰略自主，一定程度上看清了美國的政策導向是以自身利益為根本出發點。本次北約峰會，該如何彌合成員國內部的分歧和沖突？

黃靖：俄烏沖突是本次北約峰會最大的議題。我認為，北約成員國之間的分歧和沖突難以彌補，因為分歧是本質上的沖突。用英文說，這是“difference in kind”，不是“difference in degree”。對于西歐主要國家（法德西意等）而言，無非有兩個目的，其一是如果美國堅決支持，歐美一起支持烏克蘭打敗俄羅斯，這是最好的結局，對歐洲來說一勞永逸；但如果戰爭僵持不下（并因此有升級危險），歐洲的安全就會始終受到重大威脅，因此應該停火和談，進而管控安全威脅。德、法等國提出的戰略自主，一個主要目的是想在烏克蘭沖突問題上獲得一定的主導權，但美國不允許他們這樣做。歐洲的兩個目的，只能選其一，要么歐美聯手打敗俄羅斯，要么歐洲國家戰略自主。

如果實現戰略自主，歐洲主要國家可以借鑒戰前的“諾曼底方式”，即德國、法國、烏克蘭和俄羅斯一起談判，談判過程不包括美國，也不包括北約，談判結果就是當年的明斯克協議。

對于歐洲主要國家而言，如果俄烏戰爭僵持下去，不論是政治還是經濟上都難以為繼，會被拖垮。畢竟烏克蘭處于歐洲中心地帶，如果戰爭長期持續，歐洲安全問題就長期得不到保證，不但政治前途受到極大威脅，經濟發展也會受到極大制約和破壞——首先，資本不僅不愿意繼續投資，甚至會撤出外逃；其次，俄烏都是歐洲的重要能源提供方，資源短缺恐成難題。

而經濟衰退必然會導致難以管控的政治和社會問題，比如法國、德國社會目前都存在著“亂”的跡象。但美國可從中漁利，俄烏沖突讓歐洲（尤其是西歐各國）更加清楚地看到了美國的本來面目。

2022年5月31號，拜登在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署名文章，為俄烏戰爭劃出4條紅線，第一，北約不會直接參與這場戰爭；第二，這場戰爭絕不在俄羅斯搞政權更迭，不要把普京趕下臺；第三，美國和北約不會主動攻擊俄羅斯，美國軍人也不會直接參與戰爭；第四，不鼓勵、不允許烏克蘭人有攻擊俄羅斯本土的能力（“We are not encouraging or enabling Ukraine to strike beyond its borders.“）。

這篇文章讓歐洲人完全“蒙圈“，甚至憤怒。拜登發布這篇文章并劃出4條紅線時，完全沒有和任何歐洲或盟國領導人商量，是徹底的單邊主義決定。

我當時正在歐洲開會講學。這篇文章使整個歐洲一片嘩然：美國怎么可以這樣做？第一，美國準確地“預報”了這場戰爭的爆發，并積極支持烏克蘭；第二，戰爭爆發后，烏克蘭表現出堅強的抵抗意志和抵抗能力，而俄軍的表現則大大低于預期，戰爭朝著有利于烏克蘭的方向發展；第三，歐洲既感到恐懼，更感到憤怒。恐懼是因為俄烏戰爭的爆發，徹底打破了歐洲的安全感，而且戰爭的另一方是一個擁核大國；憤怒是因為蘇聯垮臺后，一個政治、經濟、社會上都低歐洲一等，并一直祈求“入歐”的俄羅斯居然還敢發動戰爭？這種恐懼和憤怒形成非常強烈的情緒，導致美歐在去年3月達到空前同仇敵愾的氣氛。

在這樣同仇敵愾的團結情況下，美國發出了明顯信號，要打敗俄羅斯。2022年3月26號，拜登在波蘭華沙公開演講，宣稱這場戰爭的目的就是讓普京下臺，他的原話是“this man must go”，“這個人一定要走，不能讓他再掌權”。4月24號，美國國防防長奧斯汀也在波蘭也發表了相似講話，甚至更進一步表示這場戰爭的目的是削弱俄羅斯，直至它再不能采取軍事手段，像對待烏克蘭那樣對待其他人。奧斯汀的原話是“weaken Russia to such a degree that it cannot do the kind of thing it did to Ukraine”。當時，對于美國的態度，歐洲的印象是美國一定會和歐洲一起，徹底打敗俄羅斯。

拜登于去年3月26日在波蘭華沙皇家城堡發表講話。圖自法新社

但一個月后，5月31號，拜登的態度發生180度大轉彎，提出4條紅線。這4條紅線一經聲明，歐洲就明白，美國根本不想打贏戰爭。非但不尋求俄羅斯的政權更迭，而且不允許烏克蘭攻擊俄羅斯本土。美國北約不直接參戰，僅靠烏克蘭人怎么能在烏克蘭的土地上打敗俄羅斯呢？

這時歐洲才恍然大悟，原來美國改變了主意。

美國的政策改變有一個大背景，俄烏戰爭爆發不久，美國戰略界就展開了一場大辯論，題目是“北約東擴是不是一個‘戰略錯誤’（strategic mistake）”，由北約東擴導致的俄烏戰爭是不是必須要打敗俄羅斯？

辯論中，美國民主共和兩黨的一些頂尖戰略思想家，比如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查爾斯·庫普坎（Charles Kupchan）、史蒂夫·沃德（Steven Walt）、安德魯·貝斯維奇 (Andrew Bacevich)、里查德·貝茲(Richard Betts)、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以及克林頓時期的政策計劃主任安妮-瑪麗·斯勞特（Anne-Marie Slaughter）等都公開表示，北約東擴是“戰略錯誤”，有兩個理由：

一是戰術原因。如果想打敗俄羅斯，必須要承擔核戰爭的風險。俄羅斯是核大國，一旦被逼入墻角，會使用核武器。核戰爭沒有贏家，因為核戰爭的末日就是所有人的末日（the end of the war is the end of us all）。

二是戰略原因。二戰結束后，美國登上了超級大國的地位，但美國最大的地緣政治短板是它位于新世界、新大陸。當時的情況是，從蘇聯到中國，再到印度的整個歐亞大陸，要么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要么是左傾民族主義政黨領導，美國都控制不了。

所以，當時美國設定的戰略，就是一定要牢牢控制住歐洲，至少是西歐國家，以此確保美國在舊大陸有立足點。同時，美國得以通過歐洲力量的支撐來確保其世界霸主地位，也能把日韓等亞太島鏈帶動起來。要實現這個“戰略初心”，就要讓這些國家時時刻刻感到，單憑自身國家的力量無法解決安全威脅，必須在安全上依賴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