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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干部被逼成種田大戶，但并不可持續

處于科層體制壓力下的鄉村干部必須得完成上級下達的種植任務，但是農村基層社會在比較收益沒有吸引力和不可能使用強制手段的情況下，并不容易動員。當動員能力發揮到極限后，鄉村干部為了完成政治任務，不得不自己種地。

鄉村干部本來有自己的生產生活，沒有多余的時間種地，為此不得不走市場化路徑，雇工種植，但眾所周知，農業收益基本上就是村民投入的勞動力收益。

現在村干部將耕種環節——育秧、插秧、抽水、翻耕、收割、打藥等——全部市場化后，每畝收益僅為50元左右，基本上是組織生產的勞動投入的收益。這還是風調雨順、沒有出現任何自然災害情況下的正常收益，如稍有差池，就可能虧本。

除了市場化耕種外，收益有限還與土地質量及細碎化有關。

鄉村干部種的地，都是村民不愿耕種的劣等地。這些地是所謂的冷清田、低洼地等，有的甚至是長年拋荒、剛剛投入大價錢用挖掘機改造過來的生田。種這些田，投入大產出少。另外，這些田都是村莊土地的邊角余料，位置偏僻，嚴重細碎化，耕種起來極不方便，需要投入更多機械、人工等，效率極低。

因此，鄉村干部被逼成種田大戶，是當前經濟社會條件下為了完成國家政治任務的權宜之計，并不可持續。若長久如此，無疑會使鄉村治理體制和主體不堪重負，從而削弱基層治理力量。

可能的解決辦法

第七次人口普查發現，我國人口已超過14億，居住在城鎮的人口為 9億余人，占63.89%；居住在鄉村的人口為 5億多人，占36.11%。城鄉人口變化表明，我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主體和農村的人地關系均發生了變化。農業生產，尤其是大田作物生產，已處于維持型生產狀態。

動員進城農民返鄉種地，改變當前的城鄉關系，很難也還沒有必要；單靠村莊內部老弱勞動力，也很難完成種糧的政治任務；而將鄉村干部逼成種田大戶，只能是權宜之計。

無論是從眼前計，還是長遠來看，要解決動員困境，達成種糧指標，都需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解決土地細碎化問題。

隨著城鎮化和現代化的深入發展，我國農村生產力已發生了重大變化。從勞動者來看，原來以青壯勞動力為主，現在以老弱勞動力為主；從生產資料來看，原來是靠人畜使用犁鋤鐮等傳統勞動工具為重，現在以旋耕機、插秧機和收割機等機械化工具為主。

在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兩個要素發生重大變化的時候，勞動對象——土地卻仍然是四十年前按遠近肥瘦高低等搭配的插花地，甚至將大田拆分為小塊。現在即使機械化耕種這種土地，仍然需要消耗大量勞動力，從而降低了機械化規模生產應有的生產效率，增加了機械化生產的成本。

因此，當務之急是在穩定家庭承包權的基礎上，通過放活經營權調整土地，實現“小田并大田”。在插花地上耕種，只能使用小型機械，“小田并大田后”，就可以使用中型甚至大型農機等。

此外還可以提高打藥、灌溉等日常管理的時效，從而解決土地細碎化帶來的耕種不便利和低效率問題，讓老人也可以耕種一定數量的農田。

第二，進一步完善農業生產的基礎設施建設。

自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來，在很多地方基層政府和村集體組織逐漸放棄了維修水利設施和生產道路，當前這情況已成為農村生產的巨大障礙。

筆者在全國各地調查時發現，農業生產的基礎設施建設近幾年通過項目化運作有很大推進，但是遠沒有建立起完善成體系的農業生產設施。

比如一些地方的水渠硬化，主要是為了應對鄉村振興的檢查，在大路兩邊就修建得比較好，而偏遠農田仍然是土渠；在一些山區，生產道路還沒有修到田頭，機械無法下地，而造成田地拋荒。

國家需要投入資金完善農業生產基礎設施，至少達到水通路通，為小農戶生產提供必要的公共產品。這樣才可以改變當前的人地關系，進一步提高勞動生產效率。

第三，發揮市場調控的杠桿作用。

農業生產并不是一個孤島，而是鑲嵌于全國整體市場之中，當前農民種糧沒有積極性，主要是在當前種地比較收益遠低于務工收益。在糧食出現安全問題時，通過適當提高糧食價格，增加實際耕種者的補貼等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農民種地積極性。

總而言之，通過講政治迫使鄉村干部成了種田大戶，這是對鄉村治理體制的過度消耗，透支了未來的治理資源。解決糧食安全問題，不能長期靠增加基層的壓力，更多要從促進農業生產的角度出發。而時至今日，講政治固然依舊重要，但不能也不宜完全忽視市場經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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