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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軍設計AI的時候，還考慮過這個問題。AI在做空襲規劃的時候，“附帶損害”也是一個參數。它會根據建筑物的大小以及登記的居民名單，計算戰前居住在此的平民人數，再根據撤離的居民比例，來估算一個建筑物內的即時人數，再做相應的規劃。比如說，一棟房子，名單上顯示戰前住了10個人，根據手機信號測算，小區撤了一半人，那么AI就認為，房子里住了5個人。有時候，算出來的人數，甚至不是整數。

我們光聽就知道，這種估算有多不靠譜。戰前和戰時，根本是兩個概念。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加沙地帶超過60%的房屋和80%的商業設施都已經被摧毀，幾乎全部人口流離失所，這大幅削弱了軍隊數據庫的準確性和AI自動標記住宅的能力。很多時候，戰爭期間居住的，完全就不是戰前的那批人，兩者之間也沒什么聯系。有時候，以軍炸了一棟房子，根本不知道房里是好幾戶人家躲在一起的。在以前的戰爭里面，情報人員會花大量的時間監視房屋、核實人數，事后還有一道炸彈損害評估程序（Bomb Damage Assessment），簡稱BDA，檢查目標是否死亡，以及造成了多少平民死亡。這一次，為了節省時間，事前事后的步驟，全都省略了，一切都交給了AI和統計學。情報人員對于會死多少，死了多少人，里面包不包括目標，可謂一概不知。他們唯一知道的，就是空軍告訴他們，房子被炸了，然后他們再告訴軍隊，去炸更多的房子。

不過，有一個問題，依然沒交給統計學，就是允許“附帶損害”的大小。軍方會事先給一個授權，殺一個哈馬斯，允許多少平民陪葬，這個數字叫非戰斗人員傷亡值，簡稱NCV（Non-combatant Casualty Value）。AI在計算殺誰、怎么殺的時候，就會根據這個標準來。NCV是浮動的，軍事價值越高，NCV越大——這是以軍自己承認的，對高級哈馬斯成員，這個數字可以達到三位數。軍隊有一套大致的標準，一個旅長配多少人，一個營長配多少人，還會考慮到具體的情況。比如說哈馬斯卡桑旅的指揮官艾曼·諾法爾（Ayman Nofal），以軍在擊殺他的時候，得到的位置情報不是很精確，軍方授權的人數是300人。對比一下，當年美軍擊殺本·拉登，授權的NCV“只有”30。

路透社2023年10月17日報道，以色列空襲加沙，擊殺了哈馬斯軍事指揮官艾曼·諾法爾

對于低級哈馬斯成員，這個標準還要“彈性”一點。去年10月7日的空襲之后，以軍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狀態，只要目標是哈馬斯，幾乎任何“附帶損害”都可以得到批準。反正炸就是了，他們只在乎炸的目標夠不夠多。有時候，他們知道目標在一棟里面，然后就炸平了四棟樓。整個軍隊與其說是在作戰，還不如說是在泄憤。之后，軍隊的行為稍微理性了一些，NCV被控制在了15人左右，也就是殺一個普通的哈馬斯，可以殺15個平民。有段時間降到5人，但軍方發現，這讓空襲沒法進行，因為只要目標的家人都在家，他們就沒法炸屋子，所以又把上限提了上去。再后來，以軍整體上減小了攻擊低級哈馬斯的頻率。這客觀上降低了“附帶損害”，卻不是因為以軍想降低“附帶損害”，而是考慮到彈藥經濟性。以色列正準備在北部地區和黎巴嫩真主黨動手，這開頭幾波消耗的炸彈，委實有點多了。

由此可見，人工智能輔助下的“自動化”殺人，并沒有什么“理性”的優勢。AI對于人類干壞事，沒有什么限制和糾正作用。相反，它只是讓殺戮，變得更有效率。它降低了殺人的經濟和道德成本，幫助人類在有限的資源和可承受的道德壓力下，殺掉盡可能多的目標。“薰衣草”生成名單，“福音”標記住宅，低級別的情報人員象征性地看一看，復制粘貼到“爸爸在哪兒”，執行目標追蹤，“火力工廠”據此分配彈藥，制定空襲計劃，在目標回家的那一刻，由空軍完成擊殺。除了最后的擊殺外，整個流程，都實現了高度的自動化，而這“最后一步”，可能在不久的將來，也可以由自動化的武器來完成。

我們之前做過一期節目，叫“定點清除”，讓網上一大群“烏友”破了大防，直到今天還陷在他們的邏輯謬誤中不能自拔，挺可憐的。我們再來復習一下相關專業知識：“定點清除”，Targeted Killing，有時候也叫“斬首行動”，Decapitation Strike，即通過消滅一個組織中的關鍵人物，來對組織造成破壞。現在，“定點清除”和“斬首”之間，不能再劃等號，它有了一個新分支，叫“Broad Hunting”，大范圍獵殺。從戰場表現來看，這種同時針對數萬目標的大規模“定點清除”，已經成為了一種可行的、且經過實踐應用的戰術。

這是好是壞，尚有爭議。

支持的人說：它好過無差別襲擊。這次加沙戰爭持續了六個月，巴勒斯坦方面，傷亡總數超11萬；哈馬斯武裝分子，滿打滿算有三萬多，占比達到30%。和歷史上的各種“屠城”相比，是不是要好上很多？AI是在降低“錯殺率”啊！

反對的人說：除了“錯殺率”，還有“錯殺數”。“大范圍獵殺”的應用，實際上大幅增加了攻擊次數，推高了平民的傷亡人數。而且，70%的錯殺率，你覺得可以接受嗎？

然后，支持的人又會反駁：如果把技術改進一下，把錯殺率降到一半以下，你還會這么說嘛？降到10%以下，1%以下呢？百分之0.000001呢？什么比例，是可以接受的呢？誰能保證不殺錯一個？你說人命無價，殺錯一個都不行？我們是在打仗，國家利益為重，國民的安全為重。算個總賬，“錯殺”帶來的損失，小于“殺對”帶來的利益就可以了。

最后那句話，我直接引用了以色列國防軍對“薰衣草”問題的回復。

以色列國防軍回應在加沙地區使用“薰衣草”：算個總賬，“錯殺”帶來的損失小于“殺對”帶來的利益就可以了

哲學上的論辯，很難有什么結果。但有一點，我想大家是有共識的：為了剿滅三萬多名哈馬斯，超過2.4萬名巴勒斯坦婦女和兒童死亡，11萬人死傷，110萬人食不果腹，170萬人流離失所，這超過了絕大部分人的道德紅線，但凡是有點良知的人，都無法接受。如果沒有AI，可能傷亡會更大，但即使有了AI，后果依然如此嚴重。

所以說，問題并不出在AI身上，該為此負責的，也并非人工智能。戰爭，是高尚者的墓志銘，卑鄙者的通行證。戰場之上，以國之名，滔天的罪惡也能戴上正義的光環。如果殺錯人之后，唯一的后果是浪費了彈藥，那么AI存在的意義，也只能是減少了彈藥的浪費。

從歷史經驗來看，把人工智能技術引入軍事作戰是不可避免的。聯合國主持了10年的談判，希望對AI在戰場的角色做一點限制，讓各國可以更加“負責任”地開發和利用軍用AI，但目前并沒有多少成果。至少還沒有一個國際公約規定，當人工智能判斷錯誤時，誰應該對平民的傷亡和戰爭的意外升級負責，也沒有一個有效機制，防止AI被有心之人濫用，成為排除異己、剝削“他者”的工具。去年2月，第一屆“全球軍事領域負責任的人工智能峰會”在荷蘭舉行，中國和美國等60多個國家參加，并簽署了《關于軍事領域負責任使用人工智能的行動倡議》。以色列是唯一沒有簽署的與會國家。

所以，巴勒斯坦成千上萬條被AI“錯殺”的人命，到底該由誰來負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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