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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高加索區域安全問題的根源與展望

當今俄羅斯社會各個領域的變化發展，以及內外形勢的變革引發了深刻的危機，并直接導致了安全問題和不穩定因素的激增。這種現象在數量和質量上都表現得異常嚴重，對整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構成了嚴重威脅。

在這樣的背景下，作為著名“世界歷史火藥桶”之一的北高加索區域以完全和平的方式“置身之外”是幾乎不可能的。近幾十年來，這里出現了傳統主義的爆發，并伴隨著暴力的激增，這使得該區域的安全問題尤為突出和復雜。

北高加索地區安全問題的廣泛存在和不穩定因素的持續升級，其背后深層次的原因不僅涉及內部因素，還包括外部因素，這兩類因素共同體現了歷史上的規律性。在北高加索并入俄羅斯版圖的歷史進程中，這里的社會一直堅守著傳統主義，同時，這片土地在地緣戰略上也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共同的自然環境塑造了北高加索人民的生存資源、生活保障技術，并深刻影響了社會系統結構的形成。因此，高加索地區逐漸形成了一種總體的社會生活方式、經濟活動類型和統一的社會文化空間。在這個空間內，人們共享著一種世界觀、價值取向體系、心理素質、傳統習俗、信仰以及社會關系形式和規范。正是在這個獨特的社會文化空間里，孕育出了共同的高加索社會文化原型，這種原型決定了集體社會主體所追求的目標，以及這個主體在高加索文化條件下所賦予行為的意義。

從宗教問題來看，歷史上，基督教一直未能在北高加索地區扎根，特別是其寬恕精神未能深入人心；相反，“血親復仇”習俗卻在這一區域里廣泛流傳。而伊斯蘭教的傳入其實并未帶來意識形態和思維方式的根本改變，更沒有成為唯一的“思想調節器”。它更多只是作為一種補充，通過所謂的宗教思想理論來“神圣化”了民間倫理道德，“合理化”了傳統的“好勇斗狠”的思想動機。因此在安全問題上，宗教的影響其實是相對較小的，而傳統思想和習俗的動因則更為顯著。

而高加索地區居民的傳統思維方式顯然受到了高加索戰爭的影響。如此重大的歷史事件無疑會對社會文化產生深遠影響，而且任何思維方式都有其慣性，即使傳統思維方式的來源被摧毀，也不會導致這種思維方式迅速消失。更可能的是，這些特性會逐漸消失或被整合到另一種思維系統中。更準確地說，不是高加索戰爭本身，而是它所帶來的高加索山地文化、伊斯蘭文化和東斯拉夫主流文化之間的互動趨勢，以及20世紀的現代化進程，共同導致了高加索人思維方式上的細微、緩慢的變化。

即使在20世紀，北高加索地區的絕大部分人們仍然堅持傳統，并保留了社會結構中的許多古老元素。持續的古老與現代沖突在整個時間段內產生了社會緊張局勢，尤其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尤為明顯。北高加索的許多社會結構和社會傳統在沙皇時期和布爾什維克黨領導的蘇聯現代化過程中經歷了一些演變。但蘇聯政府的“驅逐”政策為被驅逐的民族樹立了一個“共同敵人”，反倒有助于他們保留并強化自身的一些文化傳統。隨后的行政區域重組成為了區域關系復雜化的新因素，也增加了潛在的不安定因素。

由于俄羅斯國家在后蘇聯時期的第一個十年中無力在北高加索地區保持對絕對權力的管控，使得國家的合法統治遭到了嚴重削弱。一些傳統社會組織，特別是氏族-親屬關系組織體系取而代之，并復興了許多傳統的甚至“前現代”意味濃厚的習俗。因此，扎根的傳統主義文化決定了北高加索地區安全威脅的區域特色：形式多樣且難以根除。

這種現象的特殊特點也源于高加索地區的地緣政治局勢。歷史上，北高加索對于俄羅斯帝國和蘇聯來說并不是一個獨立的政策對象。它最大的戰略價值在于提供了進入外高加索的通道，使帝國能夠在該地區行使權力。而新的現代地緣政治局勢，一方面讓俄羅斯“損失”了部分領土和資源，但也在高加索地區為俄羅斯的對外政策創造了另外一些機遇。例如，獨立的外高加索國家充當了某種“緩沖區”，有助于緩解俄羅斯與土耳其之間的潛在矛盾沖突。

外高加索獨立國家的出現，質變地改變了北高加索的局勢。如果說在19世紀和20世紀，它可以說位于國家的“后方”，那么現在它則成了國家的“前哨”。因此在當前條件下，這一地區承擔了俄羅斯帝國和蘇聯曾在北高加索和外高加索間分散的地緣政治“負載”，也在某種程度上也成了俄羅斯的“名片”和“臉面”。

在現代情況下，解決俄羅斯在北高加索地區面臨的安全威脅任務也變得極其復雜。如果在19世紀的高加索戰爭中，俄羅斯帝國面臨的是南北封閉的山地飛地的抵抗，如今的問題則在于一個從南面事實上開放的山地飛地。這一困難因格魯吉亞邊界對于民族分裂主義者和恐怖分子仍然開放，且格魯吉亞當局對俄羅斯境內外敵對勢力的模糊立場而持續加劇。

地緣政治侵略可以通過多種方法實現。在不同時間段內，對俄羅斯及其周邊區域而言，戰爭作為主要的“傳統”工具廣泛出現。然而，自核武器問世后，直接軍事侵略幾乎變得不可能，其他形式的侵略手段開始廣泛應用，其中宗教擴張和民族吞并占據了重要位置。

過去十年的趨勢是，將政治化的伊斯蘭教擴散到其傳統存在區之外。激進的伊斯蘭主義在20世紀90年代初在達吉斯坦和車臣扎下了堅固的根基。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解釋為，這些共和國一直是北高加索地區伊斯蘭化程度最高的，那里以綠色旗幟領導的政治運動傳統悠久。然而，新瓦哈比主義是該地區已然出現的更為激進的宗教傾向。自1999年8月達吉斯坦事件后，新瓦哈比主義變得極端激進，并積極利用恐怖主義實踐來達到政治目的。

因此，需要強調，歷史上在北高加索地區形成的搶劫制度、以出售或獲取贖金為目的的綁架行為、歷史上的發動圣戰號召等因素，在現代條件下已經轉變為內生和外生因素，使得當地原先存在的暴力恐怖主義組織作為國際恐怖主義的一部分，試圖作為非系統性地緣政治參與者擴大其影響范圍，將這一地區變成一個伊斯蘭主義飛地，成為國際恐怖分子、武器和毒品販子的避風港，由此成為北高加索地區以族群宗教恐怖主義為代表的安全威脅升級的條件。

在這種局面下，改善地緣局勢、應對安全威脅的舉措不應僅僅停留在對民族分裂勢力和恐怖主義行為本身的打擊上，更重要的是要解決其背后的深層次原因。因此，該地區安全治理工作的進一步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俄羅斯政府能否剝奪恐怖分子的社會基礎，并在北高加索實現經濟良性互動、社會治理穩步提升、以及思想文化的凝聚和引領。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區域的根本性安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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