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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解體后的當代俄烏“三農”建設發展狀況

但隨著蘇聯解體，集體農場和不少國營農莊的好日子也基本到頭了。戈爾巴喬夫時期，蘇聯試圖進一步在農業企業內推行承包制，但并不適合蘇聯國情，收效甚微。而蘇聯解體后，原有的經濟體制也一同解體，不同的國家在獨立后也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

蘇聯解體后，獨立的原蘇聯加盟國農業生產發展和轉型走向大致有三種類型：

首先是平穩型（如白俄羅斯、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等），也就是獨立后盡可能保存舊的農業生產關系（當然也進行了進一步的“市場化改革”），農業經濟中壓倒性的主要經濟成分是由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進一步改制而成的資本主義農業企業（以下簡稱農業企業），農民（主要是農業企業職工）在自留地上的個體生產是農業經濟中重要的補充，國家通過農業企業對整個農業經濟進行高度集約化領導，允許富農脫離農業企業建立雇工經營的私人農場但不給予積極扶植（乃至加以限制）；

其次是激進型（如亞美尼亞、吉爾吉斯、塔吉克斯坦、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等），即在蘇聯解體后對農業生產關系進行了激進改革，土地私有化進行的比較徹底，舊有集體農莊基本解體殆盡，取而代之的是從個體農業發展而來的小農經濟；

第三種是漸變型（如哈薩克斯坦、俄羅斯、烏克蘭、格魯吉亞、阿塞拜疆、摩爾多瓦等），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維持蘇聯末期農業生產關系的同時，進行了較大規模的土地私有化，大力扶植富農和富裕中農脫離農業企業獨立經營。漸變型國家當中也分兩種情況，有的是激進型的改革遭到失敗后不得不放慢腳步，還有的則是從平穩型的改革路線“邁了一大步”。而一些采用漸變型路線的國家，農業轉型歷程最初也是由積變形路線轉化而來的。俄羅斯和烏克蘭都是屬于這一種情況。

將俄羅斯農業領上“私有化”道路的葉利欽。圖片來源：微信公眾號“地球知識局”

俄羅斯在獨立之初對農業展開了激烈的私有化，但在1998年宣告失敗：大量土地陷入從城市來圈地的不法投機者手中，私人農場的生產效率不僅遠不如曾經的集體農莊，有些情況下甚至還不如自留地經濟。此后，俄羅斯放慢了農業私有化的腳步，抑制城市資本下鄉圈地，著力對既有農業企業進行市場化導向的改制，并轉而扶植自留地經濟中的富農和富裕中農發展生產。

到2003年，主導俄羅斯農業的成分變成了農業企業職工的自留地私人經濟：2003年時，自留地以6.3%的耕地面積創造了51%的農業產值，農業企業本身的集約化經營部分則以82%的耕地創造了43%的農業產值，而私人農場以11.7%的耕地僅創造了5.9%的農業產值。俄羅斯農業以自留地經濟為主，以農業企業（主要是大田谷物方面的）集約化經營為輔，而私人農場淪為雞肋乃至騙局，這一事實具有深刻的現實背景，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結果：俄羅斯地廣人稀，農民缺乏必要農業機械等資本來經營大規模的土地，同時在農資批發、農產品銷售等方面也依賴于農業企業；因此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只有讓農業企業集約化經營大田谷物生產，而讓農民在自留地上精耕細作高附加值的農產品才是有利可圖的。

2003年后，俄羅斯進一步扶植富農獨立經營（當然不法投機者下鄉圈地實質上也從未被徹底禁止），目前私人農場又有所發展，已擁有20%的耕地、生產近15%的農業產值，但無論是規模還是效率上依然都無法跟自留地私人經濟相比，其產值份額在三種經濟形態中也依然是敬陪末座。

世紀之交的俄羅斯鄉村。圖片來源：微信公眾號“地球知識局”

烏克蘭的情況基本上跟俄羅斯類似。烏克蘭獨立后，進行了激烈的私有化改革，把農業企業改制為股份制，把股份平分給職工，并且允許買賣；又鼓勵農業企業的股東帶自己那一股土地和生產資料從農業企業獨立，發展家庭農場。結果激進的私有化打亂了原有的生產和流通體系，引起農業大蕭條；舊有的農業企業陷入瓦解，新的家庭農場則因缺乏必要的資金、技術、農資、市場等而陷入破產。到2000年，烏克蘭大約一半的土地在名義上轉為私有，但分到土地的農民絕大多數都選擇不退出農業企業，而是把所分得的土地并入自留地經營，實質上是擴大了的自留地私人經濟；退出農業企業的農民和下鄉購地者實際建立家庭農場35000家，占烏克蘭耕地面積不到4%，就業人數和農業產值在整個農業中的占比也非常小。在此情況下，烏克蘭當局在1999年通過法律放緩了改革，轉向鞏固既成的農村生產關系。

2000年，烏克蘭原有的國營農場、集體農莊完成了改制，在萬余家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的基礎上成立了6700家股份制的農業有限公司、3400家農業合作社、2900家個人獨資農業企業（個人獨資農業企業中土地依然屬于改制前的職工，企業主向職工支付地租，因此又稱個人租賃企業）等13000多家農業企業。這些企業的經營方式基本上沿用了蘇聯末期農業企業的方式，即集約化、單位土地產值較低的大田生產和私人經營、單位土地產值較高的自留地相結合，其中大部分農業產值由后者生產。2001年，烏克蘭凍結了土地所有權轉讓（但依然鼓勵農業企業職工帶自己的土地退股獨立經營家庭農場），此后烏克蘭的農業生產關系基本上也保持了上述狀態。2019年，烏克蘭立法決定從2020年起重新允許土地所有權轉讓。

俄烏“三農”問題和現實局勢之間的因果邏輯

然而，2022年2月開始的這場大規模“軍事沖突”，不僅充分展現了兩個國家的軍事實力，也真實體現出了兩個國家能夠支撐現有沖突烈度的經濟底色。對于俄烏這對難兄難弟來說，一紙“黑海糧食協議”所引發的爭端，把三十年來看似“勃勃生機，萬物競發”，實則“臨深履薄、十分脆弱”的“三農”發展建設問題暴露無遺。

首先，解體后多年來的“私有化”經濟改革路徑，并沒有為包括農業在內的兩國經濟發展帶來實質性的提升。

Мы хотим жить（我們想要活著）——“私有化”浪潮中普通百姓的心聲

回想九十年代，兩國政府都希望引入市場化的自負盈虧的經營體系，實現農業市場優勝劣汰。然而在工作實踐當中，政府根本懶得去考慮農業農民的適應問題，強推市場化和私有化計劃，甚至為了加快私有化進度而大幅削減農業補貼，導致遍布全境的各大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紛紛陷入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