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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 廖志鴻】全球最大獨立公關公司愛德曼16日發布2017年度“愛德曼信任度晴雨表”報告。受訪者被要求對本國政府、企業、媒體和非政府組織（NGO）4個方面的信任度進行評價。對全球3.3萬名民眾的調查顯示，中國受訪者對政府的信任度最高，達76%；上述四個方面的總體信任度，中國排名第三。值得注意的是，對制度的信心方面，西方國家出現了制度信任危機，受訪者對西式民主制度“系統性”地喪失信心；即使處于社會頂層的群體，也對制度失望，對未來感到迷茫。

據介紹，這是愛德曼公司第17次發布年度信任度調查。本次調查在2016年10月13日至11月16日進行。這次調查包含六大洲的28個國家和地區。亞洲：中國、中國香港、韓國、日本、馬來西亞、印尼、新加坡、印度、阿聯酋、土耳其；歐洲：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西班牙、愛爾蘭、荷蘭、瑞典、波蘭、俄羅斯；北美洲：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南美洲：巴西、阿根廷、哥倫比亞；非洲：南非；大洋洲：澳大利亞。

每個國家和地區的受訪者都包括18歲以上的“普通大眾”和“有識公眾”（即留意新聞的受高等教育的人士）。其中美國和中國受訪的“有識公眾”為500名，其他國家和地區為200名。據介紹，“有識公眾”的標準是：年齡在25-64歲之間、受過大學教育、家庭收入在所處年齡段的前25%、留意新聞、關注商業話題和公共事務。

中國受訪者對政府的信任度最高，達76%

政府信任度調查中，中國受訪者對政府的信任度最高，達76%。南非受訪者對政府的信任度最低，只有15%。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內部政變和暴恐不斷、周邊局勢動蕩不安的土耳其，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保持在51%的較高水平。受難民問題沖擊、歐債危機影響的歐盟國家的受訪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普遍較低，其中德國僅為38%。

對企業的調查顯示，企業處于“不被信任的邊緣”。18個國家和地區民眾對企業的信任度下跌。其中，韓國企業的信任度排名最低，為29%；中國企業的信任度排名第四，為67%。

但是，75%的受訪者支持企業采取“特殊”行動，兼顧企業利潤和改善所在社區的經濟和社會狀況。

和企業相比，民眾對非政府組織的信任度更低。調查顯示，21個國家和地區的民眾對非政府組織的信任度下滑。其中，俄羅斯受訪者對非政府組織信任度排名墊底，為21%；中國受訪者對非政府組織信任度排名第6，為61%，和2016年相比下降10%。

2017受訪民眾對媒體信任度下降到歷史低點

17個國家的受訪者對媒體的信任度跌到歷史低點，平均值僅為43%。土耳其的媒體可信度最低，僅為25%。傳媒大國美國和英國的受訪者對媒體的信任度分別為47%和32%，而美國的鄰國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受訪者對媒體的信任度下降了11%和10%。媒體公信力前三的國家分別為印尼（67%），印度（66%）和中國（65%）。

在所有被調查國家中，印度人對本國在上述4個方面的總體信任度最高，達72%；俄羅斯最低，為34%。 印尼（69%）排名第二，中國（67%）排名第三。其中，在對本國政府的信任度調查中，76%的中國人對政府表示信任。此外，中國受訪者對媒體、企業和非政府組織的信任度分別為65%、67%和61%。在2016年的調查中，中國曾被評為總體信任度最高的國家。

上述四個方面信任度總體排名，2016中國第一，2017中國第三

從整體上看，上述四個方面的信任度都出現了下滑。本輪“信任危機”中還有兩個值得注意的現象。第一是，西方國家出現了制度信任危機，受訪者對西式民主制度“系統性”地喪失信心。法國和意大利均有72%的受訪者認為本國制度不管用，西班牙為67%，德國為62%，英國為60%，美國為57%。而中國的受訪者中，有30%信任本國的制度，47%持不確定態度，持負面態度的為23%。

西方國家出現了比較嚴重的制度“信任危機”，受訪民眾對社會和經濟問題存在多重恐懼

其次，“普通大眾”和“知情大眾”對于上述四個方面的信任度差距由2012年的9%上升到2017年的15%。這種分化在2016年經歷脫歐公投的英國和總統大選的美國體現地更加明顯，兩者差距分別為19%和21%。但同時，焦慮的情緒并不限于“普通大眾”，那些處在社會頂層的群體對未來也感到迷茫，接近一半的“有識公眾”也認為制度不管用。

“普通大眾”和“知情大眾”對于上述四個方面的信任度差距，由2012年的9%上升到2017年的15%

近半“有識公眾”對制度的失望

愛德曼公司今年報告的結論是“全球信任爆裂”（"global implosion of trust"）。報告稱，被調查的28個國家和地區中，21個的總體信任度今年都出現不同程度的下降。全球平均信任度水平從2016年的50%下跌至今年的47%。受訪者對政府機構、商業組織、媒體和非政府組織的信任度都下降了。愛德曼總裁兼首席執行官理查德·愛德曼（Richard Edelman）表示，“全球信任危機的影響深遠。它始于2008年的大衰退，全球化和技術變革進一步削弱了民眾對全球性機構的信任。民眾脫離精英的控制，結果就是惡性的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

報告認為，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包括腐敗、社會價值被顛覆、涌入的移民、快速的科技創新步伐和全球化。越來越多的民眾擔心失業，對政客和腐敗不滿，對媒體和非政府組織愈發不信任。由于民眾對“制度缺乏信任”，對經濟和社會狀況的恐慌加劇，對現狀感到憤怒，轉而支持民粹主義政客，尋求改變。英國脫歐和此次美國大選是民眾心理變化的最好體現。特朗普的支持者中，有67%認為制度失敗或對制度感到恐懼，希拉里的支持者中有45%持這個觀點。英國支持脫歐的民眾有57%對制度感到失望，留歐人群則為28%。

受訪民眾對制度缺乏信任和對多重社會和經濟問題恐懼交織

近年來逐漸興起的貿易保護主義，表明這種“信任危機”正在形成全球性的惡性循環。很多本地勞動者由于缺乏培訓和專業技能，在職場競爭上本就力不從心，而外來移民的競爭和自動化浪潮的沖擊，以及全球化導致企業將工作崗位轉移到勞動力廉價的地區，進一步加劇了民眾對失業的恐懼。調查顯示，接近50%的受訪者支持貿易保護主義，他們認為自由貿易協定有損于本國勞動者的利益。72%的受訪者甚至認為，即使以犧牲經濟增速為代價，政府也必須保護工作崗位和本國工業。

報告稱，政府、媒體等機構獨享權威和影響力的時代正漸行漸遠。過去，精英們管理這些機構，扮演“為民眾謀取福利的角色”。如今，盡管這些機構仍然享有“金字塔端”的權威，但民眾可以通過影響力反作用于既定權威。雙方沖突的結果，就是“信任危機”和“民粹主義盛行”。報告建議，未來的制度應向“與民相伴”的模式轉變，這些機構應該和民眾“融為一體”，將自上而下的垂直體系變為水平的循環體系。

信任度的下降，反應的影響力和權威的下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