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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一再指責中國對美高額貿易逆差，并擔心中國會“吃掉我們的午餐”，但美國政客沒有說出的真相的另一面是，如果不是中國以低勞動成本、低環境成本為代價的廉價出口，美國人的午餐恐怕會更貴。

美國及西方央行敢于大膽放任施行量化寬松的理論依據，是所謂“現代貨幣理論”。該理論的核心是“功能財政+通脹穩定”，央行可以充分發揮貨幣創造功能，以追求充分為目標。貨幣發行只要不引起過高的通貨膨脹，那么就可以無限制地發行。這為財政赤字貨幣化打開了閘門。

這個理論的硬傷之一是，僅僅以“通脹率”水平作為約束貨幣發行參考指標，這就忽略了股市等金融資產價格的上漲，這為金融泡沫風險累積種下了一個漏洞。

第二個硬傷是，這種理論僅適用于其貨幣國際化程度高（例如美元、歐元）的國家，他們放任擴張國家債務和增發貨幣對自身的傷害較輕。其它國家如果效仿起來，結果注定是高漲的通貨膨脹和債務危機。

美元的任性增發，注定造成其它國家的通脹壓力。去年以來，盡管疫情下全球經濟活動受到抑制，但銅、鐵礦石、原油、煤炭等大宗商品及工業原材料價格飆升。自拜登勝選以來，布倫特原油上漲60%，銅上漲30%以上，玉米上漲近40%，大豆上漲30%。2021年，隨著全球經濟緩慢回升，全球通脹壓力將不可避免，發展中國家遭受的痛苦將更為明顯。年初以來，我國居民已經明顯感受到日常生活必需品價格上漲的壓力。如果這還不算輸出通脹，那什么才叫輸出通脹呢？

美國這種出于解決自己問題和危機的需要，無底線地擴張債務、任性發鈔，并憑借美元世界貨幣特權對他國財富進行明火執仗的洗劫，對美國自己是良方，但對別國無疑是陷阱。

美國敢于放任撒錢、放任印鈔，實際上是因為有其它國家在為美國的任性買單。

疏堵結合，抵御輸入性通脹

中國作為美國最大貿易伙伴，對美常年保持貿易順差，美國持續推行債務擴張和無限量化寬松，其溢出效應對我國影響最大、最直接、最深刻。美國的貨幣擴張，對我國造成輸入性通脹的影響不容忽視。

通脹輸入的第一個通道，是我國與美國的貿易聯系和美元外匯的結匯機制。我國企業出口掙取的美元，除去少數擁有自主保留外匯許可的企業，需要向商業銀行進行結匯，按照央行公布的匯率換為人民幣，這樣我國對美貿易順差的大部分就轉換為人民幣進入流通領域。對美貿易順差越大，由美元換匯形成的外匯占款人民幣的被動投放就越多。盡管人行對外匯占款形成的人民幣投放有調節和管理措施，但總體上由對美國出口帶來的美元流入，其通脹輸入效應仍然是存在的。與此類似的，以美元計價流入中國的投資，其在中國經營活動，也需轉換為人民幣，并增加了人民幣的投放。

通脹輸入的第二個渠道，是由于西方貨幣超發引致全球基礎能源、資源和原材料價格的大幅上升。我國作為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所需要的大量基礎原材料依賴進口，這導致我國制造業成本上升，工業制成品價格不得不上漲。在我國具有競爭力的產業領域，這些制成品出口可以通過價格上漲部分地抵消成本上漲。但用于國內消費的制成品，將不可避免推高國內的價格水平。

實際上，我國對美國的貿易逆差，就是用自己的商品財富，交換了美國的信用貨幣。在美國和西方央行大肆印鈔的形勢下，作為出口大國和貿易順差大國，輸入性通脹不可避免。如何最大限度減輕輸入性通脹的危害，值得深入思考。

首先，擴大內需。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牢牢把握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把滿足國內需求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激發超大規模國內市場的巨大潛力，既是我國對抗短期外部經濟環境沖擊的舉措，也是保證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根本戰略。今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提升科技創新能力，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提高基礎研究投入；推進“兩新一重”建設；增強產業鏈自主可控能力；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加強生態建設等。這些戰略舉措立足補齊發展短板，強基固本，有利于構建新發展格局，也從長遠上有利于我國減低輸入性通脹的影響。

其次，減少順差。在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的當下，應該重新審視出口、進口和貿易順差的意義和價值。我國作為全球第一制造業大國和第一貨物出口大國，常年保持貿易順差，人民幣匯率穩定有堅實的基礎。中國經濟體量巨大，擁有超大規模的內需市場，內循環具備廣闊的空間和縱深。我國當然應該發揮出口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但無需追求貿易順差，而應更加注重進口、出口的平衡。兩會強調，要促進我國外貿“穩中提質”，反映出外貿指導方針開始由注重外貿的“量”的增長向注重“質”和“效”轉變。進口對應著我國從世界獲取更多實體經濟資源，筆者認為，進一步擴大進口，能夠更好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促進國內消費升級，增強國民福祉，符合中國戰略利益；同時中國成為世界進口大國，能夠大大提升我國在國際競爭中的戰略地位。當中國貿易順差減少，可以有效抵御輸入性通脹的效應。

第三，人民幣適當升值。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堅持市場化方向，增強匯率彈性。2020年在美國對我國商品大幅加征關稅和人民幣匯率升值的情況下，我國出口繼續保持大幅增長。這表明在我國抗疫取得戰略性勝利的形勢下，我國對美國和其它國家的出口絕大部分都是剛需，也表明我國出口企業競爭力已經超越憑借廉價獲取競爭優勢的階段。

當前，各國完全走出疫情陰影尚需時日，全球生產和供應鏈尚未完全修復，各國對中國制造和中國供應鏈的依賴仍將持續較長的時間，我國出口仍然具有較大的競爭優勢。今年前2個月，我國對外貿易和出口繼續保持高速增長，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5.44萬億元人民幣，比去年同期增長32.2%。其中，出口3.06萬億元，增長50.1%；貿易順差6758.6億元。中美貿易總值為7163.7億元，增長69.6%。其中，對美國出口5253.9億元，增長75.1%；自美國進口1909.8億元，增長56.1%；對美貿易順差3344.1億元，增加88.2%。在這樣的形勢下，我國可以適當提高出口產品價格，提高出口的經濟效益，人民幣具備進一步升值的空間和支撐。

去年3月至今，人民幣已有較為明顯的升值

第四，貨幣政策回歸常態化。為控制我國通脹上升，在貨幣政策上要進一步突出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把握靈活精準、合理適度，保持貨幣供給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與經濟增長率基本匹配，把資金更多引導到支持小微企業、科技創新、綠色發展、國家戰略項目上。規范科技金融、網絡金融健康發展；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王岐山副主席指出：“金融脫離實體經濟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中國金融不能走投機賭博的歪路，不能走金融泡沫自我循環的歧路，不能走龐氏騙局的邪路。”這深刻闡明了中國金融的本質和正道。當前，我國金融正在向服務實體經濟的本源回歸，貨幣政策由相對寬松向常態化回歸，同時要注意保持金融對經濟的必要支持力度，不急轉彎。

第五，充分用好財政政策工具。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更加有為。我國財政體系基礎穩健，政策工具箱充足。支持經濟穩健增長，財政政策有更大的空間。“兩會”提出，今年財政支出總規模比去年增加，重點加大對保就業、保民生、保市場主體的支持；落實和優化減稅措施，助力市場主體青山常在；有保有壓，強調各級政府過緊日子、節約為民。這充分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有力促進民生福祉，鞏固發展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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