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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筆者曾應邀出席2014年1月在沙特阿拉伯AlGhad召開的Rahmania年度討論會。我從中國的視角為沙特應對在當時面臨的三重挑戰，提出一個加入中國“一帶一路”的解決方案。然而當一個觀點太超前，其命運很可能就是石沉大海。當時的沙特人聽不進去并不奇怪，但是筆者無論如何沒有想到的是，當這些挑戰在過去的一年里真的發展到危機的程度時，沙特的應對竟是如此絕望和沒有章法，硬是錯失與伊朗和解的歷史機遇，選擇走目前的這樣一條看不到任何前途的路。反觀伊朗人，他們明顯地認識到我在文章中討論的中國一帶一路將為他們帶來的巨大利益，即使是面對沙特殺掉什葉派宗教領袖的挑釁，仍然不為所動，堅持理性的回應。我一直想如果那個會不是2014年1月，而是2015年1月召開，是不是沙特人就會聽進去一些了。不管怎么說，沙特人早晚會認識到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正在為中東的地區秩序帶來一個新時代。】

沙特可以成為亞非的交通樞紐（紅線）

沙特阿拉伯目前正面臨著三大挑戰。首先，隨著美國調整其中東政策，沙特地緣政治環境正在迅速變化。盡管有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強烈反對，伊朗與五常加一集團(P5+1)，即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美國、中國、英國、法國、俄羅斯五國外加德國，最近仍就局部限制伊朗核活動簽訂了初步協議。美國與伊朗關系緩和，由此可能在該地區帶來的后果是直接挑戰了沙特阿拉伯在地緣政治中的地位。

其次，沙特阿拉伯的經濟環境日益惡化。美國正在成為全球最大的能源生產國，里海地區在全球能源供應市場中的重要性也在與日俱增，這些變化將給全球能源市場帶來重大影響。沙特阿拉伯不得不采取措施使其經濟多元化。

第三，沙特阿拉伯周邊國家的社會政治環境持續惡化，對沙特的發展構成了嚴重挑戰。中東和北非地區人口快速增長，失業率持續走高，導致該地區政治的不穩定因素上升，其中以“阿拉伯之春”代表的一系列政治動蕩尤為典型。此類政治地震和社會抗議潮會波及沙特阿拉伯。

目前的中東秩序是殖民主義遺產、冷戰以及美國霸權的產物。然而，伊拉克戰爭的爆發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正在逐步瓦解中東地區的現有秩序，并為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出現創造了條件。就在伊朗與五常加一集團(P5+1)簽署初步核協議之前，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寫到：“在瑞士日內瓦進行的由美國主導的就伊朗核問題進行的臨時談判在遜尼派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引發了地緣政治地震。這次在正式談判結束對伊朗制裁以換取伊朗放棄生產核武器之前舉行的臨時談判，試圖通過適當減輕對伊朗的部分制裁來局部地限制伊朗核計劃。如果達成協議，它將會產生自20世紀70年代的《戴維營協議》和伊朗伊斯蘭革命以來在重塑中東秩序方面最深刻的影響。”(Friedman2013b)。

隨著中東秩序進入深刻變革期，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內的中東地區國家將會面臨諸多不確定性。沙特阿拉伯可以做些什么來維持其在中東新秩序中的地位呢？在國際政治經濟中什么樣的有利條件才能幫助沙特應對未來十年可預見的動蕩呢？

在本文中，我將首先簡單討論沙特阿拉伯面臨的上述三大挑戰，隨后我將結合國際政治經濟的大背景來對這三大挑戰進行深入分析。我將指出美國調整中東政策引起的地緣政治環境變化是沙特發展面臨的三大挑戰中最為嚴峻的一個，要想了解其根源必須要考慮中國的作用和影響。

美國在中東地區的戰略收縮是其“重返亞洲”這一全球戰略的一個組成部分，而重返亞洲的主要目的在于應對中國的崛起。沙特阿拉伯所面臨的地緣政治挑戰不僅來自于美國在中東地區的戰略收縮，也來自于中國對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作出的反應。

隨著中國提出“向西開放”戰略以對沖亞太地區的地緣政治風險，中國對伊朗更為關注，由于其具有戰略意義的地理位置，伊朗對中國試圖建立聯系歐亞大陸地區交通運輸網絡的努力而言極其重要。美國已經預見到中國提出的新絲綢之路經濟帶(NSREB)戰略將為伊朗在國際事務中創造出良好環境，而且一個在地緣政治中地位提升的伊朗可能對自身構成更大的挑戰。因此，美國及時地調整其戰略以緩和與伊朗之間的關系。美國眼中的中東地區新秩序的建立將主要取決于兩份協議的簽訂：未來巴以和平條約，以及伊朗與五常加一集團(P5+1)之間簽署的核協議。

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是推動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的經濟支柱。TPP是12個國家正在談判的一個下一代自由貿易協議，中國目前被排除在這個談判之外。為了應對這一挑戰，中國提出了兩大舉措，一個是支持區域全面經濟伙伴協定(RCEP)，即由東盟十國發起，邀請中國、日本、韓國、印度、澳大利亞、新西蘭(“10+6”)參加，通過削減關稅及非關稅壁壘，建立16國統一市場的自由貿易協定；另一個則是提出新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NSREB)和海上絲綢之路，即試圖整合整個歐亞大陸地區的一個項目。

新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既給沙特阿拉伯帶來了新的機遇，也帶來了嚴峻的挑戰。對沙特的挑戰在于，作為連接中國和歐洲、中東以及非洲的大陸橋，伊朗將會從這個項目中獲得最大收益。然而，如果沙特阿拉伯修建位于霍爾木茲海峽和紅海的海底隧道，自己成為連接亞洲和非洲的大陸橋，那么新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也將給沙特阿拉伯帶來巨大的機遇。若采取這一舉措，沙特阿拉伯便可以極大地提升自己在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中的地位，同時也能很好地應對其面臨的三大挑戰。

在21世紀，沙特阿拉伯和中國相互之間的戰略意義愈加明顯：沙特對中國重要，不僅是因為其對中國的石油供應，而且還在于它可以成為連接中國和非洲的大陸橋。這一交通走廊不僅將有利于中國的發展，而且還將惠及巴基斯坦、印度以及其他中亞、南亞和東南亞國家。反之，中國對沙特阿拉伯的重要性不僅在于中國是中東和平進程中確保伊朗與其周邊國家和平相處的利益枚關方，也在于中國可以充當"中間人"促進沙特和伊朗通過談判停止一直以來的敵對。中國可以促成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間的經濟合作以緩和兩國之間的關系，在重塑中東新秩序中發揮著獨特的作用。

一、應對新的地緣政治不確定性

中東的地理位置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不僅是因為其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儲備，也是因為它“溝通東西方的海、陸、空通道的重要歷史作用”(Khalidi:2009:111)。近幾十年來，中東地區秩序一直深受殖民主義遺產、冷戰時期超級大國之間的敵對以及美國霸權的影響，中東地區依賴美國的軍事力量來維持秩序，并確保石油運輸安全。構建地區秩序的兩大基礎分別是美國與伊朗之間的對立，以及美國支持遜尼派國家與伊朗領導的什葉派國家之間的對立，從這層意義上來說，伊朗與五常加一集團(P5+1)于2013年11月24日簽訂的協議反映出該地區地緣政治的格局發生重大變化，因為這一協議標志著美國對伊朗政策的重大改變。

盡管當前美國與伊朗之間的敵對始于1979年的伊朗革命和美國駐伊朗大使館的人質危機，但其根源可追溯到英國殖民主義和冷戰的影響。在20世紀50年代初，伊朗將英國石油公司(AIOC)國有化，杜魯門政權對此采取同情的政策。艾森豪威爾政府改變了這一立場，開始從冷戰的視角看待這一事件。英國發表聲明，認為伊朗將AIOC國有化“會被廣泛認為是俄羅斯人的勝利”(Kinzer2008[2003]:90)，艾森豪威爾政府支持這一聲明并將伊朗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的民族主義解讀成一次有利于蘇聯的冷戰事件。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策動的一場政變推翻了領導AIOC伊朗國有化的伊朗民選總統穆罕默德·摩薩臺，并讓伊朗國王巴列維執掌政權。巴列維執政時期采取的激進的現代化計劃從很多方面改變了伊朗社會。然而，這一政變也引起了伊朗社會對美國影響的強烈不滿。自1979年伊朗革命以來，美國對伊朗政策主要包括兩個部分，一是主動出擊遏制伊朗的擴張，二是在伊斯蘭教什葉派與遜尼派之爭中為與伊朗敵對的任何國家提供強有力的支持。

然而，美國顯示出不愿再插手中東地區事務的意向。奧巴馬政府十分看重與伊朗談判的影響力，認為這場談判將對奧巴馬第二任期內的后三年產生“變革性的影響”(McManus2013)。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一政策轉變反映出美國已經對海外軍事干預感到疲勞。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中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資源，這是美國不得不收縮其全球策略的原因之一。

一位評論家指出：“收縮全球策略是美國民眾的心聲，從伊拉克撤軍，即將從阿富汗撤軍，在最后一刻退出對敘利亞的軍事打擊，以及與伊朗就核問題很有可能簽署的(也是非常可取的)臨時協議，都是美國企圖收縮其全球策略的表現。如果用一句話來表明美國的心聲，那就是美國前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說的：無論誰是未來的國防部長，在他建議總統再次派遣大量陸戰部隊前往亞洲、中東或非洲時，都應該牢記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的名言‘檢查一下你的腦袋是否正常’。”(Cohen2013)

根據美國獨立的民調機構皮尤研究中心在2013年進行的一項研究，83%的美國人認為總統應專注于國內政策，僅6%的美國人認為總統的首要任務是處理外交事務。皮尤研究中心自調查公眾對國家事務的看法以來，這次調查的結果是它關于公眾對外交政策表示支持或感興趣的數據中最低的一次。與此相反，在2007年次貸危機重創美國之前，只有39%的美國人認為總統的首要關注點應該是國內，而40%的美國人認為總統的首要任務應該是外交事務(Cohen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