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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傅瑩】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當今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他在2018年6月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強調：“中國處于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蕩。做好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對外工作具備很多國際有利條件?！边@一論斷是運用辯證唯物主義方法論，在深刻把握事物發展規律和人類歷史演進規律的基礎上，對時代特點和國際趨勢做出的敏銳判斷，為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提供了重要依據。

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核心是世界格局之變，動能之一是中國的崛起。

廣義上講，世界格局是指一定歷史時期國際力量的結構，狹義上是指在國際舞臺上博弈的主要力量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相對穩定狀態。隨著冷戰時期美蘇對峙的兩極格局解體，美國成為唯一霸權國，試圖確立以“美國治下的和平”為特征的單極世界。然而，在經濟全球化大潮的推動下，世界格局實際上呈現的是“一超多強”形態。經過20多年的演進和多種力量消長的相互作用，后冷戰時期的世界格局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開始發生動搖。

中國的上升和美國的收縮，構成新一輪世界格局調整的主要牽動因素。中國在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不斷深化改革開放，經濟實現較長時期高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得到顯著提升，尤其基礎設施之完備、制造業規模之巨大，受到全球矚目和認可。在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世界范圍的金融和經濟危機中，中國經濟表現良好，在全球經濟增長中發揮了“火車頭”的作用。中國在制度、文化、軍事等方面的影響力開始上升，在國際事務中的發言權和影響力都得到增強。

2014年11月10日，北京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焰火表演在奧林匹克公園舉行。

美國在9·11事件后發動反恐戰爭，對伊拉克、阿富汗采取軍事入侵行動，并試圖對這些國家進行政治改造，其追求的目標超越了現實可能和自身能力，造成戰略透支。而在經濟層面，后冷戰時期的美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呈現下降的趨勢，2004?2014年為0.4%，不到上世紀70年代的1/4，科技創新對實體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放緩；監管失策導致金融危機，波及歐洲乃至世界其它地區；國內二次分配上也沒有跟上經濟全球化的步伐，貧富差距拉大。美學者對目前的政治極化和政府效能下降憂心忡忡。

美國作為世界的主導性大國，在戰略判斷和政策上不斷出現失誤，導致國力和影響力下降，財政捉襟見肘，主導世界事務的意愿發生動搖。特朗普治下的美國，不再熱衷于對外投入，急于甩掉“不必要的”責任，避免再陷熱點泥潭。這樣的美國，即便能維持世界強國地位，也已開啟霸權盛極而衰的曲線。美國開始對其他大國的上升感到焦慮，從戰略上重新聚焦大國競爭。與此同時，西方“市場經濟+自由民主”的模式遭遇信心危機，歐盟出現離心和右化傾向，內部矛盾成為焦點，聯合行動能力減弱，與美國的矛盾也在擴大。在美國地位動搖的背后，是整個西方世界的地位危機。

用一組數據很能說明力量對比的變化。據世界銀行統計，1991年冷戰結束時，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占比的情況是，美國25.73%，經合組織（OECD）國家82.7%，中國1.59%；2018年美國是23.88%，OECD國家是61.3%，中國是15.9%。2003年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時，中國的GDP相當于美國的1/9；2010年美國自伊拉克撤軍時，中國的GDP已接近美國的1/2，現在則達到美國的60%以上。照目前趨勢，中國在2035年前后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是大概率事件。然而，美西方仍然擁有超強的綜合實力和國際體系里的優勢地位，其相對下降是“慢動作”過程?？紤]到美國的自我修復能力和匯率因素、國際安全等變量，美國國力的恢復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中美在同一國際體系的有限時空內出現反向演進，必然帶來國際權力調整的張力，也更加凸顯兩國包括政治異質在內的結構性矛盾。未來相當長時期，美國無力阻擋中國的崛起和發展，中國也不具備全面取代和挑戰美國的充分條件，雙方相互競爭、彼此防范，但又無法徹底對立隔絕。在真正確立多極格局之前，世界將在過渡期中摸索前行，這期間的不確定性和機遇、風險都會更加復雜。

二、中國之和平崛起，是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科技革命日新月異背景下的新型崛起，時代的變革為中國的成功提供了機遇。

作為世界格局之變的重要背景，經濟全球化有力地促進了資本、技術、勞動力、信息等生產要素在全球的優化配置和世界市場的不斷擴大，不僅帶來財富的快速積累，也導致世界權力越來越分散，不可避免地引起地緣經濟、政治利益和制度、文化影響力的重置。數百年來，世界工業化和經濟增長的重心局限于西方世界內部，冷戰后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加入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促成今天這樣的產業鏈和利益鏈在全球范圍更加廣泛的分布，中國這樣的規模大國也得以從鏈條低端向中高端攀升。

不可否認的是，全球治理的“能力赤字”也日益暴露，財富過度集中、金融缺乏監管等弊端凸顯。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浪潮興起，民粹主義和保護主義泛濫。特朗普正是被這股潮流推上臺的，他主張“美國優先”，大搞保護主義，使全球體系面臨裂解、重組的壓力。與此同時，氣候變化、恐怖威脅、海上安全、塑料污染等全球性挑戰，呼喚更加有效的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的快速發展也要求國家間攜手合作、防范風險。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的需求，呼喚中國等新興發展中國家也承擔部分責任。中國通過倡議“一帶一路”、創設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推動金磚合作等努力，主動提供新型公共產品，贏得了越來越重要的國際影響力。但全球治理的“赤字缺口”巨大，并非任何一國能獨自填補，未來全球治理的改革和完善離不開國際協調與合作，也不可能脫開現行國際機制“另起爐灶”。中國在參與全球治理的過程中，還需要加快學習和適應，以提升在經濟全球化的“大海”里暢游的能力。

世界變化的另一個重要表現是，以人工智能、清潔能源、機器人技術、量子信息、虛擬現實以及合成生物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不斷取得突破，預示著第四次工業技術革命的到來，足以顛覆人類生產生活的傳統形態。而在這些新技術的推廣和應用中，美西方與新興國家都參與其中。中國也及時搭上了信息技術革命的快車，依托雄厚的制造業基礎，發揮制度、產業和人才優勢，在人工智能、云計算、數據網絡、區塊鏈、感知應用、5G等領域，站到了與發達國家接近的起跑線上，在個別領域甚至爭取到比肩的優勢。當今世界，美國仍是最能孕育和研發新技術的國家，中國則以融合和應用見長，未來第四次工業技術革命的成功離不開中國的貢獻和中美兩國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