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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較于世紀之交，如今的反對派政綱顯得薄弱。

無論是傾向西方的民主派，還是激進右翼反對派，都缺乏一套完整的政策體系。他們沒有系統的政綱、意識形態及價值觀念。

所謂民主派所倡導的民主自由價值，在執政十二年間的一系列不作為與揮霍無度中已宣告破產；民眾普遍認識到，這些民主派實則是偽民主派，充當著境外利益的代言人。而激進右翼則將塞爾維亞普遍接受的傳統價值觀念推向極端與教條化，這也讓立場溫和的普通人感到不悅。

現政府是在歐洲價值、傳統價值及多元對外關系方面做得最為平衡的政府，也是唯一能將眾多要素整合為系統性政策的力量。正因如此，反對派轉而采取為反對而反對的策略，或是走上了議題型政黨的道路。前者只關注能否推翻武契奇，后者則僅關注能否在自己關注的議題上有所作為——至于后續如何，他們并無計劃。

因此，在近期的每一次選舉中，民眾自然也不愿賦予他們承擔責任的權力，因為這些反對派顯然不愿為他們反對行為所造成的后果負責。

2，今日的反對派在組織度頗為低下。

他們僅在街頭聚集時勉強呈現出抱團的表象，而實際上塞爾維亞內部所謂的民主派早已四分五裂，原本相對統一的民主黨也已瓦解成眾多分支。

在這些反對派中，組織化程度相對較高的政黨是吉拉斯以及著名排華政客瑪麗尼卡·特皮奇領導的自由與正義黨，后者是ANTIFA和黑衣女等索羅斯集團旗下組織的“踐行者”。

自由與正義黨核心領導吉拉斯（中）特皮奇（右）作者供圖

若以市政基層黨組織的數量為衡量標準，吉拉斯的自由與正義黨在全國范圍內僅設有約88個市鎮委員會；而相較之下，武契奇的前進黨則擁有177個。

此外，自由與正義黨長期面臨資金短缺的困境，在全國范圍內并不受歡迎，其主要支持者僅限于親西方的自由派及部分對現狀不滿的年輕人?？梢哉f，該黨既談不上自由，也缺乏正義，更難以稱之為一個真正的政黨。

自由與正義黨和前進黨的市政委員會（黨組）分布作者供圖

至于其他反對派政黨，除了丘塔領導的“環保起義”黨還能召集一些支持者外，其余黨派的活動幾乎僅限于互聯網和官方網站上更新新聞，其黨員人數和政黨規模均微不足道。因此，在大多數情況下，煽動街頭暴力的行為主要由自由與正義黨和環保起義黨所為。

3，游行的一個重要但常被忽視的目的，是為了對所獲得的資金進行證明。

反對派及其麾下的一系列非政府組織，常年接受來自諸如美國國際開發署、美國民主基金會（NED）、中央情報局以及美國和歐洲各類大使館的直接或間接資助。

武契奇在8月的表態中就曾指出，過去六個月內，為了使塞爾維亞陷入動蕩，境外勢力投入了7800萬歐元。如果僅從公開數據著眼，并聚焦于美國民主基金會這一個組織，就會發現它在過去30年間在塞爾維亞的投入高達5000萬美元。其中，投資金額達到峰值的年份是2000年，即“顏色革命”爆發的那一年，投資額為180萬美元。

這還僅僅是NED這一家NGO的公開數據——如果算上那些非公開的數據，以及所有其他眾多NGO的投入，那么過去30年的總金額很可能是一個天文數字。

獲取資金后，如何“合理”使用便成為了一個問題。許多組織會將資金用于吃喝玩樂，在高檔場所舉辦各種“會議”，然而當需要向資助者展示資金使用成效時，他們卻往往無法明確說明資金的具體去向。為了證明資金的使用情況，這些組織便不得不采取一些反政府活動，以此作掩蓋資金的胡亂使用。

另外，許多組織和反對派政黨會利用這類游行活動進行大規模的串聯與聯動，進而提升自身的知名度和存在感。倘若沒有這樣的游行，恐怕絕大多數民眾連他們的名字都未曾聽聞。

4，反對派并未獲得顯著的民間支持。

回溯2000年10月5日的政變，其發生背景復雜。塞爾維亞這個國家剛從近十年的戰爭與制裁中艱難走出來，又遭遇“后冷戰時代”處于鼎盛時期的美國的打擊，民主意識形態已全面滲透東歐，甚至連俄羅斯都受到波及。當時，許多工廠被迫重建或關閉，盡管米洛舍維奇采取措施試圖挽救奄奄一息的經濟，但戰爭及此前的一系列損失仍讓不少民眾對于是否應繼續支持米洛舍維奇產生了動搖。

然而，如今在前進黨的領導下，塞爾維亞的面貌已煥然一新。高速公路網絡不斷擴展，工廠數量日益增多，即便面對疫情和俄烏戰爭的沖擊，經濟增長依然穩健。塞爾維亞還擁有了高鐵，一系列新的基礎設施拔地而起，體育和文化領域也取得諸多新成就；更令人矚目的是，2027年塞爾維亞即將舉辦世博會。作為“顏色革命”發生條件之一的內部惡劣環境，在塞爾維亞并不顯著存在。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那些通過10月5日政變推翻米洛舍維奇上臺的民主派——即如今又試圖通過“顏色革命”推翻武契奇的民主派——在執政期間并未能取得如今前進黨所取得的成就。

2000年顏色革命作者供圖

5，反對派缺乏個性鮮明的領袖。

回望上世紀90年代的塞爾維亞自由民主派領袖，盡管他們中不少人與美國、德國或英國情報部門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并且明確就是“叛徒”，但至少他們具備一定的能力。

例如，曾擔任民主派總理的佐蘭·金吉奇，他多年為德國各情報部門效力，后來雖將整個塞爾維亞高層出賣給海牙并因此遇刺，但他畢竟師承哈貝馬斯，是一位貨真價實的哲學博士——時至今日，仍有不少民主派認為金吉奇極具人格魅力。

再以武科·德拉什科維奇為例，這位公開親美甚至試圖為美國洗清罪名的政治人物，同時也是塞爾維亞當代文學史上最杰出的小說家之一。許多人認為，德拉什科維奇從政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錯誤，如果他專心于文學創作，必然會被載入史冊。

然而，反觀現在的民主反對派，基本上可以說是一群能力低下、缺乏人格魅力、組織能力和演講能力的人，甚至其中還不乏“癮君子”。與世紀之交那個年代相比，當時的政治對抗中無論是執政派還是反對派都顯得頗有質量，人物也更具能力，而如今的巴爾干政治對抗卻常常給人一種“狗咬狗”的印象。

6，反對派尚未獲得強力部門或內部人士的支持。

許多人在審視10月5日政變時，往往會忽視一個重要細節：民主派推翻米洛舍維奇的行動得到了當時逐漸向北約靠攏的部分軍隊高層的支持。從另一個角度看，那次顏色革命實質上是一次軟性軍事政變。

有一個常被忽視的事實是，在10月5日政變期間，特警、國安和公安等力量原本計劃與示威者對抗，但軍方以防止內戰為由卻動用武力威脅，阻止了警方打散游行的嘗試。

這個問題可以追溯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涉及南斯拉夫及后來塞爾維亞的軍政和軍警關系。由于長期與北約既對抗又合作，自上世紀80年代鐵托去世后，南斯拉夫軍隊高層內部開始出現了所謂的親西方改革派軍官。他們的立場是，為了保護軍隊的完整并避免與北約的戰爭，必須采取“曲線救國”的策略，與敵人為“友”。久而久之，在這一派別中涌現出了親西方倒戈派。這些倒戈派與那些不希望塞國內再次爆發內戰的軍官綏靖派，最終在10月5日政變期間，通過各自的作為或不作為，共同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