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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周二股市收盤后，全球評級巨頭惠譽國際正式將美國長期外幣發行人違約評級 (IDR) 從“AAA”下調至“AA+”，這是繼五月惠譽將美國AAA評級列入負面觀察名單后，時隔兩個月的正式調降評級。

本次調降美國長期信用也是標普繼2011年后調降美國信用評級后，全球頂級評級機構時隔12年再次下調美國評級，這也代表著全球三大美資評級機構標普、惠譽、穆迪中標普和惠譽兩家均下調了美國評級至AA+,僅剩穆迪依然保留了美國的AAA評級。

在惠譽的報告中，其對美國評級的下調主要基于三點：未來三年美國預期財政惡化及總體政府債務負擔不斷增長的負面預期、上個月美國債務上限引發的政治僵局侵蝕了美國的政府治理、美聯儲緊縮及經濟衰退的潛在影響。

惠譽調降美國AAA評級

美國評級被降也引發了財政部長耶倫和白宮的強烈不滿，當天均對惠譽的降級行為進行了駁斥，耶倫對此強烈反對并認為降級行為“武斷”且“過時”。

而白宮官員則認為惠譽的降級行為毫無根據，惠譽提及的美國治理問題源于特朗普時代的各種MAGA政策議程及2021年初的國會山事件，而拜登政府“撥亂反正”后反而導致降級完全違背了常識。

實際上，白宮的本次“甩鍋”甚至還得到了部分分析人士的支持，相比2011年美國被降級后引發的金融市場劇烈動蕩，整個金融市場也對這個消息保持了相對的克制。

市場不乏充斥著這樣一種聲音，認為本次惠譽的此次下調更像是對美國兩黨愈發加劇的黨爭損害美國經濟表達不滿的政治宣言，而非對美國的經濟前景看衰，降級一事后續對全球金融市場或影響有限。

本文試圖回答下面三個問題：惠譽為什么要降美國評級，白宮和耶倫到底有沒有甩鍋，本次降級到底對全球會有何影響？

惠譽為什么要降美國評級？

本次惠譽調降評級起源于今年5月，當時美國債務上限談判正陷入僵局。

5月24日，惠譽就發布報告，將美國列入負面觀察名單（相關報道：債務上限談判焦灼，美國AAA評級或將不保），在報告中惠譽認為兩黨就債務上限的紛爭嚴重損害了美國的政府治理，認為即便美國政府最終達成了債務上限協議，通過擴大債務上限這種吹泡泡的方式“治標不治本”，反而債務談判中激烈的黨爭只會讓投資人動搖對美國還款能力的信心，美國的信用依然處于降級的邊緣。

當時，兩黨就債務上限僵持不下，談判遲遲難有進展，許多機構已在為債務違約做好準備，而拜登最后在6月2日簽署了債務上限法案，距離財政部耗盡資金的“X日”（6月5日）只有幾天。

在本次下調評級的聲明中惠譽再次提及債務談判一事，其指出：“在過去20年中，美國的治理標準，包括財政和債務事務方面，一直在穩步惡化，盡管今年6月的兩黨協議暫停了債務上限直至2025年1月。不斷出現的債務上限政治對峙和臨時解決方案已經侵蝕了對財政管理的信心。此外，與大多數同行國家不同，美國政府缺乏中期財政框架，并且有一個復雜的預算過程。這些因素，再加上幾次經濟沖擊、減稅和新的支出計劃，導致過去十年里債務持續增加。此外，由于人口老齡化導致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費用上升，對應的中期挑戰也沒有得到解決。”

惠譽估算認為，盡管美國債務與 GDP 的比率目前為112.9%，低于2020年疫情時122.3%的峰值，但是很快美國債務將卷土重來，預計將在 2025 年達到 118.4%。債務比率遠超AAA評級中位數（39.3%）兩倍半以上，也大幅超過了 AA評級的44.7%。

惠譽的估算實際上有一定的依據，據美國財政部數據顯示，在本次美國債務上限談判時，美國目前聯邦債務規模約31.47萬億美元，相當于每個美國人負債9.4萬美元，而2013年美國債務上限導致政府停擺時，美國的債務金額為16.9萬億美元，10年間接近翻倍。

值得注意的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國會已102次批準對債務上限進行調整。僅自2001年以來，此類調整就高達20次。

自從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憑借著美元霸權，美國長期維持對外貿易赤字，輸出美元和通脹，并通過大量發債促使美元回籠，形成了“債務貨幣化”的美元循環體系。由此，美國財政赤字不斷膨脹，財政紀律逐步廢弛，美債遂成尾大不掉之勢。

惠譽認為這種愈發頻繁的債務上限危機，以及兩黨僵持拖到最后一刻的解決套路，只會不斷侵蝕美國的治理水平，讓國際社會質疑美國的貨幣信用。

而與高債務伴生的則是美國的高赤字，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預測，2025年之后，美國政府赤字率將一直保持在4.5%以上，這是美國自1930年以來首次出現類似情況。據美國穆迪分析公司預測，到2025年或2026年，美國每年需償付的國債利息就將超過軍費。

本次惠譽也強調了不斷上升的政府總赤字的問題，相比美國政府的樂觀預期，惠譽則認為2023年美國廣義政府赤字將占大幅增長，從去年的3.7升至GDP的6.3%，這反映了聯邦收入在周期性上的減弱、新的支出計劃和更高的利息負擔。

惠譽進一步預測認為，美國2024年和2025年的赤字水平將占到當年GDP的6.6%和6.9%，遠高于正常AAA評級1%和AA評級2.8%的赤字率。

此外，惠譽還認為美國存在較大的地方赤字，其預計州和地方政府今年將出現總體上占GDP的0.6%的赤字，而2022年實現了0.2%的小幅盈余。新簽署的《財政責任法案》雖然同意削減非國防可支配支出（占聯邦總支出的15%），在中期財政前景方面只能提供有限改善，而惠譽不期待在明年11月選舉前會有進一步實質性的財政鞏固措施。

惠譽還進一步指出，隨著高利率時代的持續，美國龐大的債務存量帶來的付息壓力會大幅增加美國政府的財政壓力，根據惠譽估算，到2033年，美國的每年利息成本就將較現在翻倍，利息支出將達到GDP3.6%，同時，美國的社保基金將在2033年耗盡，如果不采取一些手段，美國財政或難以為繼。

盡管惠譽沒有明確說明，但是結合前面惠譽對于兩黨黨爭的擔憂，恐怕我們很難在短時間內看到美國財政部能夠有新的開源手段。

除了美國高債務，高赤字的現狀，惠譽還認為，在美聯儲加息后高利率時代，信貸條件收緊、企業投資減弱和消費放緩的組合可能會導致經濟在今年第四季度和明年第一季度進入“輕度”衰退。而今年美國的實際GDP年增長率將從去年的2.1%降至1.2%，并且2024年的總體增長僅為0.5%。職位空缺仍然較高，勞動參與率仍然較低（比疫情前水平低1個百分點），這可能對中期潛在增長產生負面影響。

實際上，對于美國的衰退問題，市場早有預期，而隨著近期不斷發布的經濟數據（相關報道：美國二季度GDP大超預期，但真正考驗在下半年？）顯示，美國經濟的韌性或高于市場預期，因此惠譽對于美國經濟略微悲觀的看法反而成為了反駁惠譽最大的論據之一。

白宮耶倫忙甩鍋，業界反應平淡

在惠譽下調美國信用評級之前，據傳拜登政府曾試圖插手阻撓，官員曾與該公司高管會面，表達了反對意見。但這依舊于事無補。

在惠譽發布了更新的評級報告后，美國政府旋即接連表態，表達了對于惠譽降級的不滿。

美國白宮新聞秘書卡琳?讓-皮埃爾當天就進行了反駁，她表示：“在總統拜登的帶領下，美國實現了全球主要經濟體中最強勁的復蘇，將美國在此時降級是違背現實的。”

一位白宮官員對于惠譽的降級行為表達了不解，他表示：“惠譽提到的治理問題發生在喬·拜登的前任、時任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執政期間。盡管如此，該機構在（特朗普執政）那些年里仍將評級維持在 AAA，這是一個奇怪且毫無根據的決定，根據惠譽的衡量標準，美國的治理在拜登擔任總統期間得到了改善。”

另一位官員則表示：“惠譽的工作人員在解釋他們對美國政治體系的擔憂時，反復提到2021年1月6日發生的事件，當時前總統特朗普的支持者沖擊了國會大廈，聲稱2020年大選被竊取。本次債務上限談判期間，特朗普也在鼓動共和黨試圖讓債務違約。”

特朗普周二因試圖推翻2020年總統大選結果而被起訴。特朗普否認有不當行為，并一再指責檢察官出于政治目的追查他。

美國財政部長耶倫也對降級做出回應，稱其“武斷”且“過時”。她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我強烈不同意惠譽評級的決定。惠譽的決定并沒有改變美國人、投資者和世界各地的人們已經知道的事實：美國國債仍然是世界上最安全和流動性最高的資產，而且美國經濟從根本上來說是強勁的。”

耶倫補充稱，惠譽的許多擔憂，包括與治理有關的擔憂，在本屆政府執政過程中，隨著兩黨通過立法解決債務上限、投資基礎設施以及提高美國競爭力的其他投資，這些擔憂已經有所改善。

耶倫還進一步為拜登和自己的經濟政策進行了辯護，他表示：“拜登總統和我致力于財政可持續性。最近的債務上限立法包括超過1萬億美元的赤字削減，并改善了我們的財政軌跡。展望未來，拜登提出了一項預算，將通過支持長期投資的平衡方法，在未來十年內減少赤字2.6萬億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翻看惠譽的評級報告時，觀察者網并未發現文中直接提及前總統特朗普和國會山事件。

實際上，除了美國政界，業界普遍也對這份降級報告反應相對平淡。

瑞穗證券美國首席經濟學家史蒂文·里奇烏托（Steven Ricchiuto）表示：“這基本上只是告訴你，美國政府的支出存在問題。”

Running Point Capital Advisors 首席投資官邁克爾·舒爾曼 (Michael Schulman) 表示，“美國經濟整體被視為強勁，我認為這只是我們盔甲上的一個小漏洞。”

華盛頓特區布魯金斯學會漢密爾頓項目主任溫迪·埃德爾伯格表示：“我不明白他們（惠譽）現在掌握的信息為何比債務上限危機解決之前更糟糕。”

Albion Financial Group 首席投資官杰森·韋爾 (Jason Ware) 表示：“我認為不會僅僅因為惠譽將我們從 AAA 降級到了 AA+，就會有太多投資者，尤其是那些擁有長期投資策略的投資者說我應該出售股票了。” 。

原交銀國際董事總經理，思睿集團首席經濟學家洪灝就發文表示：本次美國評級降級更像是惠譽的一次政治表態。

后續影響如何？

那么面對華爾街的見怪不怪和美國政界“全怪特朗普”的言論，惠譽的降級到底是不是小題大做呢？

實際并非如此。

翻看白宮和耶倫的邏輯，他們認為美國治理問題也好，財政問題也罷，都是他們給特朗普時代收拾爛攤子，但是實際上，美國目前的經濟問題，拜登政府這么“喪事喜報”顯然是隱瞞了客觀事實。

以目前大家聚焦美國經濟是否衰退為例，該問題實際上就是拜登政府的典型政策失誤。

在特朗普時代，美國通脹水平常年保持在2.5%以下，而拜登上任后，在通脹走高的背景下，宣傳通脹暫時論，而美聯儲鮑威爾作為特朗普欽點的共和黨人，選擇了跟隨了拜登路線，錯過了最佳的加息時間，導致美國2021年全年通脹為4.7%，2022年全年通脹高達8%，而其在獲得連任后才打臉承認通脹暫時論的破產，從而帶領美聯儲一年內暴力加息，導致大家年初對于經濟衰退的強預期。

美國6月通脹3%創下了兩年來的新低，相比9.1%的峰值的確大幅走低，但是依然高于特朗普時代1-2%的通脹水平，這對于美國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呢？

換而言之，如果在通脹初期，美聯儲能夠及時加息，或許美國現在不僅不需要將利率加至目前的水平，美國的利息支出水平也將遠低于現在的水平，給財政部更加寬裕的施展空間。

同時，盡管今年上半年美國GDP相對堅韌，但是相比特朗普時代，GDP的表現還是相對遜色，市場對于美國經濟的樂觀預期其實是基于前期對于經濟衰退的悲觀預期上。

因此可以說美國政府“全賴特朗普”的論調就是單純的甩鍋，或者說正是民主黨這種“都賴特朗普”得言論，反而進一步造成了兩黨割裂的現狀，坐視了惠譽對于美國治理侵蝕的擔憂。

而華爾街略顯淡定的原因則更加的單純，因為他們已經見過一次降級的歷史，再來一次相對就沒有那么驚魂未定。

長期以來，美國國債一直以AAA級資產類別，成為了避險的首選，具備著準現金的屬性，一旦其評級下調，不僅將直接導致債務成本上漲，后續或將在全球金融市場引發蝴蝶效應。

惠譽下調美國評級，是繼標準普爾于2011年8月下調美國評級之后美國第二次遭到評級下調。

2011年8月5日，標準普爾宣布，由于債務上限危機等問題，將美國AAA級長期主權債務評級下調一級至AA+，評級前景展望為“負面”。這是自1941年標普開始主權評級以來，美國首次喪失3A主權信用評級，打破了美國近百年維持最高評級的神話。當時即刻引發世界對美債危機的擔憂，全球市場的不確定性大增，引發全球市場一系列的連鎖反應和大波動。

受標普降級行動影響，2011年8月7日，以色列特拉維夫證券交易所TA-25指數開盤后超跌6%而暫停交易，收盤時該指數跌幅達6.99%；沙特阿位伯股市暴跌5.5%；8日，亞太各主要股指均創出階段性低點，東京日經指數跌2.18%；韓國綜合指數盤中跌幅超7%，收盤跌3.82%；同日，北美股市遭受重挫，道瓊斯工業指數下跌5.55%，納斯達克綜合指數下跌6.9%，標準普爾500指數下跌6.66%，再創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最大單日跌幅。但是，國債市場的反應則沒有股票市場劇烈，8日歐洲市場10年期美債的收益率甚至下跌了5個基點，至2.51%，低于降級消息前的2.56%。兩年期美債收益率更是跌至0.252%的歷史新低。

2011年8月8日，西方工業7國（G7）發表聲明，高調指出：G7財長及央行行長承諾將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支持金融市場的穩定性，通過相互信任的密切合作來確保經濟增長，為美國經濟背書。

不過當降級第二次發生，情況已然不同。

在這十年間，美國政府債務一再膨脹，曾經大家不斷擔憂的美債危機已經被證實僅僅是美國兩黨討價還價的黨爭利器，而最后總能以擴大債務上限收尾，資本市場充斥著這次也一樣的想法，因此對于惠譽“老生常談”的問題顯得漫不經心。

而另一個原因則是標普在2011年的降級直接改變了業界的游戲規則，比起AAA評級，政府擔保白紙黑字寫進合同成為了行業慣例，導致AAA評級不再作為唯一的依據。

雷蒙德·詹姆斯(Raymond James)分析師埃德·米爾斯(Ed Mills)就解釋道：“我的理解是，當年標準普爾降級（美國評級）后，很多合同都被重新修改為‘AAA’或‘政府擔保’，因此政府擔保比惠譽評級更重要。”

相比2011年金融市場的巨幅波動，本次美國時隔12年再次被下調評級，資本市場的反應就相對平靜了不少，不過還是免不了開啟下跌模式。

消息公布后，納斯達克期貨指數，美元指數和十年前美國國債收益率紛紛跳水，今日亞太資本市場也持續下挫。

截止發稿時，亞太股指普遍下跌，午后跌勢擴大，香港恒生指數收跌2.47%，韓國KOSPI指數跌1.9%，日經225指數跌2.30%，澳大利亞S&P/ASX200指數跌1.29%。

歐洲股市開盤全線下挫，英國富時100指數跌0.93%，德國DAX指數跌1.23%，歐洲斯托克50跌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