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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于《經濟日報》2022年5月10日第5版，原題為《關注農民工結構性新變化》，作者喬金亮

正確認識農民工結構性變化的一些新趨勢，對做好經濟工作具有特殊意義。一是農民工流動更趨本地就業的趨勢凸顯；二是農民工總體老齡化趨勢日益明顯，新生代農民工成為外出農民工的主力。讓農民工在城鄉間順暢流動、各美其美，既是城鎮化道路的客觀要求，也是應對風險挑戰的回旋余地。

日前，國家統計局發布2021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報告中，關于農民工年齡結構和區域結構的新數據尤其值得關注。

就業不僅是民生問題，也是發展問題。近3億農民工的就業，事關經濟社會全局和億萬農民福祉，尤其牽動人心。從農民收入結構來看，近年農民的務工收入已超過務農收入，成為農民收入的第一大來源。促進農民增收的關鍵是穩住務工收入。從產業與就業的關系看，人口紅利多了，經濟才有活力，反之亦然。擴大農民工就業容量、提升就業質量是當務之急。

農民工就業是觀察經濟的一個窗口。近年來，在就業優先政策實施下，農民工就業總體穩定。農民工總量從2010年的2.42億，一路增至2019年的2.91億，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略有減少，2021年又恢復增長并創新高。盡管總量還在增長，但是增速已減緩。2021年，農民工總量只比2019年增加174萬人。更嚴峻的是，今年以來，疫情的影響仍在全球蔓延，在我國呈現多點散發態勢，農民工就業不確定性因素增多，收入增速也面臨下滑的挑戰。

過去，人們關注農民工的結構性問題，主要聚焦于“招工難、用工荒”，其背后固然有農民工總量增速下降的因素，更有技能型農民工結構性短缺的因素。如今，正確認識農民工結構性變化的一些新趨勢，對做好經濟工作具有特殊意義。

一是農民工流動更趨本地就業的趨勢凸顯。2021年農民工總量比上年增長2.4%，其中，外出農民工增長1.3%，本地農民工增長4.1%。本地和外出的劃分標準為是否在戶籍所在鄉鎮地域以內從業。外出就業對鄉村有巨大積極作用，也有些許消極影響。積極作用表現在為農民打開二三產業就業空間，成為增收的重要來源。消極影響表現在鄉村青壯年勞動力流失，有可能加劇鄉村“空心化”。本地就業則離土不離鄉，成為活躍縣域、聯結城鄉的紐帶。

二是農民工總體老齡化趨勢明顯，新生代農民工成為外出農民工的主力。近5年來，全國農民工平均年齡逐年提高，50歲以上農民工占比也在提高。2021年本地農民工平均年齡46.0歲，外出農民工平均年齡為36.8歲。老一代的農民工正在返鄉路上，更傾向于就地就近務工，新生代農民工則成為不少行業的用工主體。農民工老齡化既是人口老齡化的體現，也是勞動力結構性短缺的體現。新老農民工的代際轉換既與就業結構有關，也與產業結構有關。

農民工受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戰略雙重影響。無論是新型城鎮化還是鄉村振興，都要把農民工外出就業與本地就業結合起來。實際上，外出就業為農民工打開了眼界，本地就業為農民工提供了平臺，兩者相輔相成、適時轉化，蘊含著鄉村發展的動能。對外出農民工來說，各地應解決就業信息不對稱、就業形態不豐富、就業技能不足等問題；對本地農民工來說，要加大農業農村投入力度，大力發展農村二三產業，豐富縣域經濟形態，幫助其就地就近就業。

讓農民工在城鄉間順暢流動、各美其美，既是城鎮化道路的客觀要求，也是應對風險挑戰的回旋余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2000多萬農民工返鄉。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一度有近3000萬農民工留鄉返鄉。在這種情況下，經濟社會大局能保持穩定，關鍵是農民在老家還有地有房，回去有地種、有飯吃、有事干。農村改革始終要注意保護農民利益，無論是本地農民工還是外出農民工，都要切實維護其土地權益；新型城鎮化要聚焦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讓有能力和意愿的農民工在適宜的地方樂業安居，享受均等化的公共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