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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源：微信公號“智谷趨勢”（微信ID：zgtrend）

改革開放的40年，是人類歷史上波瀾壯闊的畫卷。

橫亙在中國老百姓腳下的堅冰，慢慢融解；而那些新生力量，從初生、草莽，到成為主流、蓬勃發展，也徹底改變了中國的命運。

40年長途，有的人，在歷史進程的驚濤駭浪中翻船泯滅；也有的人，舉著改革先鋒的火把破浪前進，為后人照亮方向。

今天，俠客島推薦一篇來自“智谷趨勢”的文章，《改革開放40年的三個隱秘故事》。每一段過去，都是我們的探索歷程，無論成功還是失敗，都是繼續前行的寶貴財富。

海南

80年代末，深圳經濟特區搞了七八年后，鄧小平認為，中國是時候搞一個比深圳更大的特區了。

天大的機遇來到海南面前。這顆南海明珠，其地理、面積、資源等條件與亞洲四小龍中的臺灣差不多，如果能把海南搞上去，不就可以向全世界證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嗎？

然而，彼時的海南卻還只是一個光禿禿的“破島”。工農業總產值50多億元，財政收入不過4億元，空空如也的錢袋子，壓根沒法支撐起它的野心。那時中央財政也沒錢，只能向外找法子。

恰好，海南建省籌備組有兩個重要的主力。一個是從廣東調任過來的許士杰，一個是深圳經濟特區的元老梁湘，兩人誓要讓海南成為另一個神話。 他們不是復制深圳模式，而是準備向新加坡學習，“引進外資，成片承包”。

1988年5月的一天，許士杰來到資本滿天飛的香港，找到最大的建筑商熊谷組，雙方達成一致協議——海南以每畝地2000元的價格，把洋浦交給熊谷組成片開發，租期70年。洋浦戰略位置優渥，靠近東南亞，又有深水港和豐富石油資源，只要把這個棋子搞好，海南整個盤子可能就活了。

洋浦戰略位置

當年6月，海南省政府出臺扶持政策，框定了即使現在看來仍很大膽的三個“自由”——資金進出自由；境外人員進出自由；貨物進出基本自由。 這個獨一無二的大紅包，讓這片30平方公里的土地“比特區還特”。

藍圖畫好了，資金來源也基本解決了，然而，事情的后續發展遠遠超出了許士杰的想象。他忽略了重要的一點：土地租借方熊谷組（香港）有限公司，其股權構成部分為：于元平17%、李嘉誠17%、日本熊谷組37%。

37%的“日本血統”成為了眾矢之的！

1989年3月，一位北京來的高級官員，在海南實地考察整整12天后，連夜撰寫了一份發言報告，痛批海南的“割地行為”，在他眼里，中國本土又將出現相當于舊北京內、外城三分之一面積的外國租界地，洋浦有引狼入室，開門揖盜之嫌；隨后，兩百多位政協委員也聯名遞交提案反對，似乎一旦租借，洋浦就會成為“資本主義世界”；一些學生還上街抗議，大聲呼喊“聲討海南賣國”、“還我海南”的口號。

盡管鄧小平批示認同這一模式，但是以土地換資金的舉措觸發了大眾痛點，洋浦的開發不可避免地被拖延。直至三年后，中國結束左右之爭，洋浦經濟開發區才真正落地。

這一拖，就讓洋浦模式徹底失去了先發優勢。原本準備在洋浦投資的各種大公司、大財團、大項目，幾乎全部轉到比海南晚起步的浦東新區。浦東一躍而起，而海南卻錯失了歷史機遇。

在大國重新崛起的道路上，中華民族的集體記憶，始終是我們處理與外界關系的底色。這種隱秘心理，有時候會像一個楔子般打入中美關系、中日關系、中韓關系、中朝關系，影響著中國與世界的走向。

中國與外部的關系，是改革開放40年來第一個核心命題。 正如當下中美之間發生的故事，也依然在延續這一命題。

而今天，中國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當做使命，這也決定了下一個四十年中國與外部世界承轉啟合的方向。

天津

天津大邱莊，曾經是一片鹽堿地。

70年代，這里靠天吃飯，窮得連附近的女娃都不敢嫁進來。 短短十數年后，這里就成了老百姓頂禮膜拜的“首富村”，三千多個村民，每個人的年收入均超過高級干部。

大邱莊神話的締造者，叫禹作敏，一個身材瘦削的農民。他本人的座駕是國內罕見的奔馳600，當時全國只有兩臺。而這個4400人的村落，有16輛奔馳轎車和100多輛進口的豪華小轎車，1990年人均收入3400美元，是全國平均收入的10倍。整個村子“富得流油”，每家都建起了別墅洋房。

1977年，禹作敏當選為大隊書記。望著當時那片不毛之地，他明白即使分產到戶，每個人也只能分到一畝鹽澤地，依然窮得響叮當。只有搞工廠，才會有出路。

此時距離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有一年。中國還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禹作敏就突破禁錮，大膽奉行“只有向錢看才能向前看”的理念，把一個農業社會的村子，硬生生攛成了工業社會。十年間，大邱莊辦起了二百五十六個小工廠，每年千萬的利潤，滾滾而來。

禹作敏很會鉆空子，也“敢于”蔑視規則。他給一些國家干部塞“信息費”，以獲取市場信息；他給駐地大邱莊的工商部門、公安人員、法院人員開工資，換取免稅優惠和保護傘……

在八、九十年代，“指標即一切”的體制才剛剛塌了一個角，“出路”未明，很多法律建設尚未完善，膽子大的狂人反而更容易闖出一片天地。他們在灰色地帶游走，攫取了大量的社會財富，從而獲取“能人”光環。而那些還沒弄明白時代是怎么回事兒、急于脫貧致富的農民，一看有了帶頭人，紛紛歸順，一呼百應。

兩者相互交織，在后來的大邱莊迸發出了魔幻現實主義的強人政治。

禹作敏在村口蓋起一座牌坊，命令所有訪客在牌坊前一律下車，換乘大邱莊的迎賓車，儼然是古代皇宮門前的“下馬碑”；他還在村里修筑了九龍壁和九龍飯店，追隨古代帝王九五之尊的蹤影；有人說，大邱莊沒有法律，禹作敏就是王法，一條條辦公室內發出的指示好像是御令圣旨。

大邱莊村口的牌坊

不過，生也權力死也權力。這個作風專橫的鄉村能人，最終還是栽在他自己身上。1992年12月，當全國各地都在被“南方講話”所鼓動起來的時候，地處北方的大邱莊一片蕭蕭寒意。

一位外來人被懷疑貪污公款，禹作敏私設“公堂”，命令下屬將其關起來審訊，毒打7小時致死。事后老爺子還包庇罪犯，把前來辦案的警方關了起來。后來，400名武警開赴大邱村，禹作敏一聲令下，全村一百多個工廠的工人集體大罷工，上萬名農民拿起棍棒鋼管鎮守村莊……

1993年4月，禹作敏被逮捕，而后服安眠藥自殺。自此，大邱莊陷入了沉寂。

人雖然走了，但禹作敏現象并未消失。對能人的迷信，對規則的漠視，今天仍給我們的社會運作造成一絲齟齬。敢于闖雷區的能人，或許能夠凝聚力量、打破發展枷鎖，創造出一個個亮眼的奇跡。但建立在蔑視規則上的成績，終究只是“眼見他起高樓”的一時興衰。

凌志軍在《變化》一書中曾說過， “改革之路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一些無法無天的人開辟出來的，但是，改革也只有埋葬了無法無天才能真正地成熟”。

人治與法治的關系，是改革開放40年第二個核心命題。 而下一個四十年，該是制度代替梟雄的時代了。

從道路的命名“百億道”就可看出大邱莊的野心

深圳

當代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復興，從蛇口開始。

1979年，蛇口工業區批準成立。這是改革開放后的第一次重要實踐，由一位年過花甲的老人完成。他叫袁庚，一位土生土長的深圳人。

1973年，在周恩來的親自過問下，被無端關押在秦城監獄5年半的袁庚終于出獄。隨后，他擔任交通部外事局局長，多次陪同領導出國考察，走過歐美那么多發達國家，他深感中國其時之落后。

在深圳，袁庚站在一江之隔的灘涂上，遙望對岸燈火通明的香港，被兩地的落差震驚得久久不能平息。這邊，是頻臨崩潰的國民經濟，大逃港的浪潮一波又一波；那邊，是東方明珠，亞洲的驕傲。

搞情報出身的袁庚，嗅覺靈敏，消息靈通。自他從國家領導人手中“接過”這片36平方公里的土地起，“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中國一定會將改革開放進行到底”便始終縈于腦際。

袁庚擔任蛇口工業區總指揮期間，蛇口推出了多項在當時看來極為大膽的改革舉措，比如超產獎勵、工程招標、人才招聘、住房改革、按勞分配、社保制度等。 如今看來平常的動作，那時在全國卻有破冰意義。蛇口真正成為了中國改革的風向標。

1979年，蛇口工業區在碼頭工程中率先打破平均主義“大鍋飯”，實行超產獎勵制度；1980年，蛇口工業區中瑞機械工程公司在全國率先實行工程招標，打破了以往“以領導意志為轉移”的分配傳統；1982年7月，袁庚率先引入外資，成立中國第一家真正意義上的股份有限公司中國南山開發……

有些老干部們參觀完深圳特區后，回去放聲痛哭，說“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中國走上了資本主義的邪路” 。改革，是一個隨時可能掉腦袋的事情。但袁庚說“大不了再回秦城”，硬生生殺出一條血路，創造了24個全國第一。

除了經濟方面，蛇口改革最為人稱道的是在配套制度改革上極具前瞻性——第一個進行民主選舉、第一個實行人才公開招聘、第一個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第一個實現住房商品化……

在蛇口這個“實驗室”中，袁庚沖破了當時的兩大禁區：市場經濟和行政體制，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實操第一人。

他要求《蛇口通訊報》刊登批評領導人甚至批評自己的文章，讓權力受到監督制約；他廢除傳統的干部任用方式，用一人一票的方式選出蛇口管委會——這是中國第一個經過“直選”產生的地區領導機構。每一舉措，都是冰天雪地里的一聲春雷，石破天驚。

40年過去了，如今的蛇口早已不是灘涂，但袁庚創造的“蛇口模式”中所蘊含的改革先鋒精神，仍在改變著中國。而他也成為了改革開放40年表彰的杰出貢獻人物。

改革與舊利益格局的關系，是改革開放40年第三個核心命題。 改革的勇氣，在任何時候都是可貴而稀缺的，即使是今天。

袁庚

洋浦風波背后反映的中國與外部的關系，大邱莊現象反映的人治與法治的關系，蛇口改革反映的改革與舊利益格局的關系，在未來的改革開放路上依然是關鍵問題。

正如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大會上所言，我們現在所處的，“是一個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時候，是一個愈進愈難、愈進愈險而又不進則退、非進不可的時候。”

偉大進程“不是等得來、喊得來的”，而是“拼出來、干出來的”。